文化反哺与媒介影响的代际差异

　　Intergenerational Gap in Cultural Return and Media Influence

　　作者简介：周晓虹，南京大学 社会学院，南京 210023 周晓虹(1957- )，男，黑龙江尚志人，南京大学社会学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学。

　　原发信息：《江苏行政学院学报》(南京)2016年第20162期 第63-70页 

　　内容提要：媒介尤其是现代大众传播媒介直接参与了开放社会的建构，也使原本固结的社会关系在不同代际之间发生了断裂。在今天的网络时代，代际断裂的突出表征是“数字化移民”和“数字化土著”两代人的分界。这迥然相异的两代人的存在使得成千上万的人口在信息获取的方式、多寡和质量上的迥然不同或巨大差异即所谓“数字鸿沟”首先成了一种代际鸿沟。信息获取上的代际鸿沟，不能不对两代人的价值观、生活态度、人生视野、参与能力甚至生存机会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并因此成为文化反哺的重要社会动因。

　　Media,especially the modern mass media,become directly involved in the construction of an open society,and lead to fractures between different generations where social relations used to be solidified.In today's Internet Age,the most obvious representation of intergenerational gap is the dividing between the“digital immigrants”and“digital natives”.These two generations show differeces in the methods of information retrieval,quantity of accesses,and quality of usage among thousands of people,namely the so-called“digital divide”.Such a generation gap will naturally exert immeasurable influence on these generations' values,life attitudes,vision,ability to participate and even the opportunity of survival,thus become vital social factors for cultural return.

　　关键词：媒介影响/代际差异/数字鸿沟/文化反哺/media influence/intergenerational gap/digital divide/cultural return

　　中图分类号：C91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860(2016)02～0063～08

　　媒介尤其是现代大众媒介对整个社会的影响，其实并不限于重新缔结人们的社会关系，也不限于赋予浸淫于传统之中的芸芸众生以现代的价值观和社会行为方式，究其根本而言，它将直接促进一个社会的开放。事实上，正是一个社会从封闭走向开放，才有可能通过吸收外来文化或张扬本土文化中的能动因素，使原本固结的社会关系在不同代际之间发生断裂，使人们已经习以为常的行为模式发生新的变化，并最终使一个社会脱胎换骨产生新的活力。

　　一、媒介与开放社会的建构

　　近代以来，当传统根深蒂固的中国社会在“西方的冲击”下发生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时，如美国历史学家柯文所说，“社会具有了面向世界的全方位的开放性质”[1](P145)。这种全方位的开放必然导致来自西方的种种全新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教育及两性观念的蜂拥而至，而无论这些新观念的“东进”，还是在中国社会中的普及，都与杂志、报纸、书籍、戏剧(文明戏)、广播这些大众传播媒介的普及和推广休戚相关，大众媒介在中国社会的开放和朝向现代的转变中厥功至伟。

　　中日甲午战争后，1896年由维新派创办的《时务报》，是大众传播媒介对近代中国社会开放起到重要助推作用的一个典范。这个由梁启超主笔的政论性杂志，以变法图存为宗旨，分设论说、谕折、京外近事、域外报译等栏目，连载梁启超的《变法通议》，猛烈抨击封建顽固派的因循守旧，在清末中国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反响。虽然《时务报》仅存两年，出刊不过69期，但除了在政治上推动了维新运动外，还孕育了整个社会的开放和文化变革。比如，《时务报》猛烈抨击了社会现实和传统的价值取向，使官绅的价值观发生了潜移默化的变化，士子不再视举业为唯一出路，国人也不再将结社立会视为政治禁忌。甚至《时务报》制造的社会舆论，也促进了现代女学的兴起和缠足习俗的废除。

　　当时，北京、南京、广州、武汉、杭州……尤其是大都市上海，之所以常常领风气之先，与那里的工商业发达、人口流动快固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究其根本却是近代以来日益发达的传播媒介使然。以1926年伍联德在上海开办的《良友》画报为例，这本“大型的、以图片为主的、大众化的、便宜的刊物”[2](P2)，不仅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关注时事、开启民智、弘扬文化，而且引领潮流、倡导时尚、左右风气，成为当时的中国最重要、最有影响力的画报。

　　如果说上个世纪初叶的那场变革尽管猛烈但毕竟囿于东南沿海而范围有限，那么1978年后开始的那场改革开放则不仅风头更健，席卷的范围也更广，其所形成的真正是“五千年未有之变局”。在此之中，思想解放或意识形态领域的交锋一直命悬一线、惊心动魄，但每一次都借由传播媒介的推动而来，到全民思想的进一步解放而至。以“真理标准”的讨论为例，1978年5月11日，胡福明在《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锋芒直指“两个凡是”。接着，包括《光明日报》在内的各主流媒体，发动和组织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在历时半年之久的理论争鸣中，各类报刊发表文章达650篇之多，影响远远超出了新闻界和理论界，涉及全国各个领域，并由此形成了当代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的高潮。[3]而20世纪90年代初由媒介发起的“姓‘资’姓‘社’”的争论，同样进一步拓展了人们的改革开放意识，明确确立了后来流行开来的市场经济意识。

　　如果说意识形态领域的每一次进步都充满了惊心动魄，那么日常生活领域的每一次开放则更多地像一场场“静悄悄的革命”。从改革开放伊始，伴随着国门洞开、西风渐进，那些我们原本认为独属资产阶级的歌曲、舞蹈、油画、小说、电影等艺术作品，各种庞杂而令人耳目一新的哲学与社会科学思潮，以及包括食品、餐饮、服装、电器、化妆品在内的整个物质生活方式，也都一股脑地涌入中国大陆，成为普通百姓尤其是年轻一代的追逐对象。在这些物质和非物质文明的引进过程中，本身也越来越繁荣和多样的大众传播媒介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虽然人们对这种作用的评价不尽相同，但大众传播媒介引发了中国社会前所未有的开放却是一个公认的事实。

　　亨利·柏格森或卡尔·波普尔都以为，一个开放的社会应该保证个人自由，允许来自民间的批评存在；乔治·索罗斯则进一步提出，开放社会除了要有一个“民主的和有效率的政府”，以及“把提倡自由、民主、法制、人权、社会正义和社会责任作为一种具普遍性的理念”外，它最重要的基础应该是，我们首先要承认任何社会都是“一个准备接受改善的不完善的社会”[4](P1，PP139～140)。尽管这些关于“开放社会”的表述有着多重政治和社会含义，但它起码向我们说明，在一个能够称之为“开放”的社会，任何个人都没有理由拒绝新的经验，或反对任何社会变革的尝试，因为这是改善社会或个人不完善的基本前提。就像社会心理学家英克尔斯和史密斯所言：一个堪称现代的人，应该“能够欣然接受在他周围发生的社会变迁过程，能够更自由地接受别人现在正享有的变化了的机会。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不太固执，对别人以新的或非传统的方式行事不太焦虑”[5](P26)。

　　大众传播媒介所以能够导致一个社会的开放，引导人们接受新事物和社会变迁，在于大众传播媒介能够带来不同的价值观和生活态度，向人们显示不同人群的生活方式，公开有关同一事物或事件的不同的甚至迥然相异的观点和看法，呈现我们生存其间的社会的不完善性以及诸种改造的可能性，鼓励人们探讨和争论每一种可能性的价值和现实意义，并最终使人们接受或起码容忍他种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在我们这些年有关代际关系的研究中，通过数十户家庭的访谈能够发现，正是因为能够方便地接触大众传播媒介，使得年轻一代在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上比他们的父母更为开放。

　　其实，一个社会的开放不仅表现在年轻一代比他们的父母更能够接受新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同样表现在年长一代对年轻一代所奉行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即使不认同，也能够给予较高程度的容忍。对自己所不认同或不愿采取的观念和行为的容忍度的高低，同样是一个社会开放度的标志，这在相当的程度上也来自传播媒介的影响和推动。显然，一个拥有发达的大众传播媒介的社会，会为不同观念和行为的表达与交流提供多样化的渠道，并因此会增加社会成员对各种观念与行为的理解与宽容。因此，面对全新的价值观、生活态度或行为方式，同年轻一代的大胆接受相比，年长一代的容忍或者说宽容有时同样是一种进步，甚至是更大的进步。

　　威廉·房龙在撰写名闻遐迩的《宽容》一书时，曾将“宽容”解释为：“容许别人有行动和判断的自由，对不同于自己或传统观点的见解的耐心公正的容忍”。在房龙笔下，现代社会的不宽容，常常源于三个方面：(1)出于懒惰，人们只是因为习惯，不愿改变自己的观念和生活方式，并因此使得所有“抱有新思想的人成为人类的敌人”；(2)出于无知，因为无知，“他在灵魂里建立起了花岗岩的堡垒，自我标榜一贯正确”；(3)出于自私自利，这往往是嫉妒的一种表现。[6](PP140～143)如果我们能够认真思考大众传播媒介的功能，就能够在相当的程度上理解为何大众传播媒介能够促进一个社会的宽容。显然，大众传播媒介能够通过传播新颖知识或他种生活习惯，打破一个社会的习惯或常规，也能够使得无知者通过比较变得相对睿智起来。至于嫉妒，虽然单纯地靠大众传播媒介难以化解，人们也确信不存在完全没有嫉妒的社会，但是合理而有效的传播却能够通过公开事实、抑制差异、建立互信，帮助人们“适当地抑制嫉妒、疏导嫉妒”[7](P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