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学者来新夏先生曾经回忆，1937年7月天津沦陷后，他们全家几经辗转，最终逃难落脚到法租界绿牌电车道教堂前一条名叫益德里的胡同内。“大约快到旧历年底的时候，有一天清晨，我忽然在对着后门的窗台上发现摞着几张报纸。我偷偷打开窗户，又看看无人进出，便把这叠报纸拿进来，只见是几种油印小报，多是16开版，各刊版数不同，有多有少，有一张正反4版的，最多的一份是4张16版。刊名虽已记忆不清，但大都有抗战含义。内容主要是通报战况，像是从收音机中录下来的，有中央社的，有路透社的，也有美联社的。有胜利的喜讯，也有战败的消息，但战败有时用‘转移’字眼，如说国军经过几日与日寇激战后转移到某地，如果按地图追索，则是撤退。油印刊每天都有，但有时刊种不一，基本是免费，有时刊上也写定价，我即放点钱在窗台上，也会被收走的。过了旧历年，这类一直在送。我很好奇，总想看看送报人是谁，我曾起过几天早，但窗台上就已有油印刊了。有一次我有意在天蒙蒙亮时，就在窗帘后头偷窥，只见一个短打扮戴着齐眉破草帽的男子，把小报放在窗台上，一闪身就走出后门，我赶紧绕出后门，但已看不见送报人！这些默默的抗战人，可能在彻夜刻写印刷后，就分头投递，给闭塞窒息的人们，送来一丝亟待知道的或喜或愁的消息。我真诚地感谢这些不知名的真正中国人。祝福他们平安。”

　　来先生回忆的，便是天津沦陷初期，地下抗战小报在民间秘密流传的往事。当时这类报刊大约有三十余种，较出名者，如《实录》《长城》《吼声》《北方周刊》等。但今天我们尚能知道其史实且可以还原其编辑发行始末者，则只有《高仲明纪事报》了。

　　那是天津沦陷后的一个夜晚，在与法国教堂隔河斜对着的法租界贝拉扣路（今哈尔滨道）天德里14号二楼的一间小屋内，四个已经无报可编的年轻报人，正在紧张激烈地商讨着一件神秘而又危险的大事。为首者便是暂租这间屋子的主人，战前天津《大公报》采访部主任顾建平。其余三人分别是原《大公报》记者林墨农、孔效儒，原《益世报》记者程寒华。他们最终决定，编一张秘密发行的油印日报，去唤醒民众，坚持抵抗。他们将报纸取名《高仲明纪事报》，高仲明者，子虚乌有之人。纪事报，就是以记事的形式报道抗战消息。

　　顾建平提议，就将“报馆”设在他租住的这间屋内。在此后的几日，他们首先制作了一架简易誊写油印机，随后又联系上了一位拥有收音机的朋友，商定每晚去其家里收听抄录新闻。接下来，四个穷文人倾其所有凑了一元八毛钱。他们买了一元钱的白报纸作为印报用纸，再用两毛钱买了牛皮纸糊信封，其余的六毛钱买了一盒蓝色油墨。又从朋友处寻来几十张旧蜡纸和两支旧铁笔，并将一块废钢板剁成两半，以备两人同时刻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