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战争期间，王国多次面临险恶形势，进一步催生出民众对强大王权的渴望。“公益”原则与保卫王国的“必需性”现实相融合，实质上为中世纪晚期法国王权的扩张奠定了基础。

　　“国王靠自己活”意味着，在中世纪的封建关系中，国王应主要依靠自己领地的收入为生，如王室领地的地产收入、封建领主权收入和司法收入等，这被称为国王的“常规收入”。然而，12、13世纪后，随着战争支出的扩大、官僚机器的发展，王室领地收入日渐不能满足需求，国王不得不向其臣民要求赋税。

　　中世纪人普遍认为，一个治理良好的国家不应建立在对臣民征税的基础上。从7世纪起，法兰克史家将其祖先追溯至特洛伊战争中的英雄法兰西翁，其在莱茵河和多瑙河间建立了自由王国。而后，罗马皇帝瓦伦提尼安因法兰克人抗击阿兰人有功，赦免其贡赋。因此，在中世纪的编年史和传说中，法兰西自诞生之初便是自由、免纳贡赋的。那么，以“自由”为傲的法国人为何在中世纪晚期逐渐接受国王无法“靠自己活”的事实？近代意义上的国家赋税的合法性是如何建立起来的？

　　　中世纪的常识：“国王应靠自己活”

　　国王应满足于其领地收入，不能随意向臣民征税，这是中世纪的基本常识。

　　据斯科蒂亚的考证，类似“国王应靠自己活”的格言自14世纪开始频繁出现，但在此之前相似观念已深入人心。承继于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和道德哲学，中世纪的政治哲学家认为，幸福生活源于人的自足自立、懂得节制，君主作为臣民之楷模更应如此。在当时人看来，靠自己的领地收入为生，不榨取臣民、损害臣民的利益，是贤明君王或领主应有的德行。从表述本身的用词“应”也可以看出，这一格言表达了一种道德诉求，是为了限制君王或领主僭越过多的权利而从道德层面提出的要求。

　　12、13世纪，王室领地的拓展随之带来领地收入增长，为这一准则的践行提供了可能。尤其是腓力二世时期（1180—1223），王室领地至少扩展了4倍，卡佩王朝的直属领地得以从最初法兰西岛附近不足3万平方公里的区域向南北延伸。为了更好地管理王室的领地收入，路易九世在1256年颁布敕令，要求专人对王室领地的账目进行审查。1303年，腓力四世成立巴黎审计法院，负责王室领地以及公共开支的管理。至少到13世纪末之前，来自领地的常规收入仍占王室收入的绝大部分。

　　征税的正当理由：“必需性”与“公益”原则

　　在中世纪有关财富和赋税的争论中，两者是一种对立关系，赋税意味着对臣民财富的剥削和掠夺。15世纪流行的说法“苛税如鼠，肥己损民”也充分表明了这种对立。然而，12、13世纪，因为为封建战争提供支持，开始将国王置于不定期的资金短缺的境况，在常规收入之外，国王不得不通过向臣民征税以满足临时性的军事支出。征税正当性与否也受到政治哲学家和法学家的关注。

　　征税是对臣民财产权的侵害，因此君主需提出正当理由。12、13世纪，随着罗马法的复兴和教会法的发展，相关原则被引入对这一问题的论述。托马斯·阿奎那认为，在君主没有足够的收入用于保卫领土或从事其他合理之事的情况下，臣民贡献财富是正当的，以此保障臣民的共同利益。1298年，奥弗涅的皮埃尔提出了赋税的否决原则，即国王在危机时期向其臣民征税应奉行“因果相制”原则，紧急情况一旦结束就应停止征税。之后的政治哲学家和法学家将“必需性”和“公益”两大原则，作为判断君主征税正当与否的标准。而以保卫王国和臣民共同利益之名的战争或军事防御，一般被看作兼顾必需性和公益原则的恰当理由。因此，在15世纪上半叶常规税确立之前，国王只能在紧急情况下临时征税，来自赋税的收入在当时称为“特别收入”。

　　14世纪，王国面临经常性的战争状态，这扩展了赋税理论的接受程度和范围。腓力四世的法学顾问皮埃尔·雅各布指出，如果确实存在保卫王国或维护公益的必需性，国王可向臣民征收特别税，紧急情况下不经臣民同意也可征税。三级会议这一代议制机构在14世纪初出现，以三个等级的代表一致同意的方式，为君主征税权的正当性提供了制度保证。出现于14世纪下半叶、被看作政治学先驱之作的《果园之梦》中，对赋税问题有如下表述：“如收入不足，国王可征税于民；如财力充足，国王不应征税；如果通过收回或拓展领地带来收入增长，国王应停止征税。”这部政治作品出现于查理五世面临财政窘境之际并非偶然，表面上看似强调国王应以自己的领地为生，实则是对君主征税权的肯定。

　　百年战争期间，王国多次面临险恶形势，进一步催生出民众对强大王权的渴望。在战争最后阶段，为保卫王国臣民安全，国王可随意征税的支持者占据上风，以至于三级会议最终放弃对征税权的控制，将其让渡给国王。法国国王由此取得自行征税的权力，为三级会议退出法国政治舞台设下伏笔。查理七世自1439年始建常备军，以防御目的而存在的常备军，为和平时期常规性赋税的征收提供了必要且正当理由。由此可见，“公益”原则与保卫王国的“必需性”现实相融合，实质上为中世纪晚期法国王权的扩张奠定了基础。

　　从“国王靠自己活”到“国王靠臣民活”

　　“国王靠自己活”这一财政原则与中世纪理想化的君主制相伴生，但面对14、15世纪法国的社会现实，这种理想日渐不合时宜。百年战争使国王向臣民征税成为一种惯常性要求。从14世纪中叶开始，来自赋税的收入超过传统收入，成为王室的主要收入，传统常规收入所占比例从1202—1203年的80%下降至1483年的不足2%。这种变化意味着国王已从“靠自己活”转向“靠臣民活”。

　　随着赋税不断加重，“国王应靠自己活”的格言逐渐褪去其初始的道德含义，转而用于表达对君主滥用权力、课税过重的抗议。百年战争结束后，1484年三级会议通过强调传统收入的重要性，含蓄地提出对国王征税权的异议，实则只是为了表达降低税负的意愿。斯科蒂亚指出，15世纪中叶后，税权争论的重心已发生变化，领地收入与赋税收入不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或替代关系，而是互补关系，人们显然接受了国王不可能仅依靠自己领地为生这样的事实。“国王靠自己活”的格言在14世纪开始频繁出现，恰恰反证了近代意义上的国家赋税的逐步确立。

　　从君主的角度而言，常规税逐步确立的过程，伴随王权的扩张和强化，法国国王最终摆脱了中世纪封建领主的身份，成为王国的最高统治者及其臣民的唯一保护人。对臣民而言，14世纪初，他们仍将最轻微的赋税看作是不正当的，但是王国在百年战争期间面临的危急存亡的境况，极大缓解了人们对赋税的抵触心理。民族情感的强化，以及对秩序稳定和强有力君主政府的渴望，使法国民众日益习惯了国王随意征税的行为。随着赋税的常规化，纳税逐渐成为臣民对国家和君主应尽的义务之一。1523年，弗朗索瓦一世最终取消了传统的“常规收入”与来自赋税的“特别收入”在名称上的差别，两项收入共同构成近代早期法国君主的“常规收入”。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