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美学。我国的美学和其他学科一样，是一个需要不断发展创新的学科，它不能也不必固步自封。相对于传统美学执守于艺术理论研究，当代美学则跨越艺术的疆界，实现着与现实生活的融合。先后出现和引进了后实践美学、身体美学、环境美学、城市美学和生态美学等，美学研究呈现出“你方唱罢我登场”、“各领风骚好几年”的景象。

　　虽然美学不断突破自我固有的疆界和框架，趋奉于一个又一个时尚且不断翻新的主题，但我们仍不能说美学是一个完全追求时尚的学科。美学有自己严肃的主题和追求，有自己独特的力量和内涵。美学的变化创新和追求时尚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方向。前者是事物内在逻辑和外部历史力量合力的结果，拥有一种坚定的文化主体性和自觉性，指向学科的丰富和发展；后者则缺少自我主体性，仅仅跟随别人的脚步，“为新而新”、“以别人的新为新”，最终是邯郸学步、东施效颦。因此，我们有必要并且有理由大声宣称：美学研究不宜过分时尚化！

　　第一，中国美学有自己特有的研究对象、思维方式和概念体系，亟须梳理和澄清的概念和命题依然很多，一味追随别人，是完成不了这些任务的。比如宗白华屡屡提及的敦煌学美学研究、汉简美学研究、象牙工艺品美学研究、陶器纹饰研究等，都需要美学研究者心无旁骛，立足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准确、合理的解读，而不是简单地套用外来的方法、概念进行游离式解读，从而导致这些外来的方法、概念在剥离了原有的语境之后，在中国美学特有的研究对象面前“水土不服”，变成语言的空壳。

　　第二，在全球化背景下的美学研究必然面临着不同理论之间的对话，这至少要求对对话双方的美学研究对象、思维方式和概念体系有着较为全面、准确和深入的把握，并且找到能够为双方所接受的契合点。如果美学研究过分追求时尚，只是跟着别人的脚步走、炒别人剩下的饭，从一个理论走向另一个理论、从一个问题跳入另一个问题，就不可能清晰地构建起中国美学的理论大厦，也不可能实现中西方美学平等、有效的对话。

　　第三，美学研究过分追求时尚会导致美学本身的平面化和非理性。如果美学研究只是追随新颖，关注一些时髦的理论和事物，不但会导致上述两个方面的后果，而且会大大削弱理论本身的活力和创造力，缺少驻留于某一理论的耐心与勇气，势必导致平面化现象的出现，难以对现实问题深刻介入；其根柢也必然是肤浅的、远离生活核心的。同时，追求时髦的理论和事物虽然可带领我们不断向新的异质事物进发，有突破僵化的优点，但它本身毕竟只是探索，有时亦会盲目，充满非理性。所以，研究中国美学不能过分追求时尚，以避免落入盲目、非理性的误区。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解决美学研究中过分追求时尚的问题呢？

　　首先，我们要把握美学的基本品格，即对人生问题的现实关怀，对人类精神幸福的深切理解和同情。它的基本职能就是帮助我们更好理解这个世界，使其变得更美好。由此，我们必须刊落尽美学研究中的浮华不实习气，触摸美学生动的原始品质，重建美学的情感信仰之维。中国美学的根本立足点是对人生问题的关注，而较少形而上的思辨。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会避免盲目追逐，把目光向内探寻，注重精神建构，避免概念图解。

　　其次，美学研究必须要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和现实社会的实际，植根于中国哲学及文艺经验的实际处境，而不是盲目地追逐一些漂洋过海、道听途说的理论。我们反对任何疏离中国现实生活情境的美学研究，因为这种研究既不能解决中国美学最切实的实际问题，又不能给人以形上的精神安慰。在这里，宗白华的中国美学研究具有启示意义，他虽然受柏格森生命哲学、歌德泛神论和浮士德思想，以及道家文化、周易哲学、魏晋士人文化的影响，但他的美学研究时时立足于中国文化及艺术的实际经验，从本土文化出发进行阐释，形成了中国美学研究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峰。

　　再次，美学研究有不同的路径，既有马一浮式的，也有王国维式的。有学者指出，应该师从王国维，而要摒弃马一浮式的研究方法，因为马一浮把国学仅仅理解为六艺、六艺即是六经、“六艺赅摄一切学术”的看法不仅太过狭隘，而且有原教旨主义的嫌疑；王国维博综中西，始以西方哲学的理念来阐释中国文本，这不仅是一种智慧，更是一种勇气。其实，无论马一浮还是王国维，他们在治学上显然都没有盲目追随别人的脚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对于我们研究美学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我们反对美学研究过分追求时尚，并非拒绝新的美学理论的引入和阐释，而是拒绝为了追求新颖而新颖的美学研究。

　　（作者单位：郑州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