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网络文学”、“多媒体文学”的表述不断出现在正式与非正式的文学讨论空间里，与之相伴而来的是一种“技术主义”的乐观论调：文学的形式、内容乃至意义将因科技进步而发生本质性的转变。近来，又有程序员开发出各种各样的“自动作诗机”，试图通过统计文学遗产中使用的主要词句，做成数据库，根据人的需要自由组合为新的文学作品。这都迫使我们必须直面这样一个问题：计算机程序——人工智能，是否真的能够取代人类的灵魂并从事文学艺术创作？

　　哲学家约翰·塞尔在批驳强人工智能学说时曾提出著名的“中文屋”（Chinese Room）学说。他设想一个人坐在一间有窗口的屋子里，外面的人通过窗口交给他大量的中文文件，他不懂中文，无法理解；然后外面的人交给他一系列中英文对译的换算文件（如字典），这时他就能够将中文文件转译为英文，并且知道该用怎样的中文符码回应投递进来的中文问题。经过长期训练，屋中人能够熟练掌握这种转译换算和回应的工作，这时让真正的中国人来到窗口旁进行表述，屋内的人一定能够熟练地翻译并回复。但是，正如我们一开始所说的，屋里的人依然“不懂中文”。把这个“屋里的人”置换为计算机，答案也就显而易见：即使计算机将来能够回应人类的一切问题，我们也不能说计算机“懂得”某种语言。因为计算机处理语言符码的方式与人类的语言游戏规则全然不同。人工智能是无法回答“你是否知道……”这种问题的，正如维特根斯坦所揭示的，只有在经验活动中具备语言习得能力、掌握了语言游戏规则的人类，才能够堂而皇之地说“我知道……”、“我会……”。而实际上计算机什么都不“知道”，它只是一连串符码交换的电子活动的一个机器载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计算机研究领域中的许多“语言”其实都不过是一种隐喻的说法。

　　文学活动作为一种言语行为，必须有实在世界的“背景”，又有施行者和接受者，同时又得有言语本身的词句意义；进而文学得有作者和读者，也得有与世界发生联系的文本，而最重要的是，这种“以言行事”的意义，须在作者意向、语词意义和交流群体的共同契合之下，才能够得以生成。缺少作者的意向，缺少现实的或“理想的”读者，缺少语言质料载体，某些被称作“文学”的存在就不可能具备创造意义的特质。

　　计算机自动生成的字符串当然可以有其自身的意义，也可以有通过接受群体的阐释而衍生出来的其他意义。但是这都是从认识论的角度在考察这些字符串的使用价值。但这些字符串根本没有文学上的意义，因为其中没有任何人类的意图，没有通过语言能力而建构起来的心灵交流与互动。计算机不能写诗，正如计算机不能摹拟真正的爱情、不能实现社会价值的填充、不能建构真正的政治制度一样。进而我们还可以认为，如今依然需要传统意义上的作者，需要苦心孤诣、十年磨一剑的文学构思与谋划，而不是让人去模仿机器，按照程序与字符堆砌的逻辑去炮制粗粝的量产写作。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