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欧建交40周年，也是双方深入打造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大伙伴关系，进一步落实《中欧合作2020战略规划》的关键一年。日前，欧盟驻华大使史伟（Hans Dietmar Schweisgut）在北京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今年将举办系列活动庆祝中欧建交40周年。史伟在回答本报记者提问时表示，学术活动是中欧建交40周年系列活动的重要内容。中欧学术交流在中欧关系中的作用日益重要，加强学术交流合作是未来中欧关系发展的一个优先方向。

　　欧洲学界如何研究中国？中国学界的欧洲研究又具有怎样的特色？如何以学术研究进一步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在中欧建交40周年之际，这些问题值得中欧学界思考和研究。

　　欧洲的中国研究：寻求传统汉学与当代中国研究的平衡

　　欧洲具有深厚的汉学研究传统，但仅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还远不足以认识中国的现在与未来。德国维尔茨堡大学教授费多丽（Doris Fischer）告诉记者，当今中国已经成为国际舞台上无法忽视的政治和经济力量。然而，对这个重要性日益增长的大国，欧洲社会的认知还远远不够。

　　“欧洲人突然发现他们仅依靠传统的经史典籍已经理解不了今天的中国，一些学者开始转向研究当代中国。”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义桅说，特别当美国学者提出“G2”构想后，引发了欧洲震动。欧洲人开始意识到——需要重新认识中国。

　　“虽然传统汉学研究在欧洲依然强势，但研究力量正在逐渐向当代中国研究方向平衡。”英国谢菲尔德大学东亚研究学院教授蒂姆·赖特（Tim Wright）举例说，利兹大学、谢菲尔德大学、诺丁汉大学、曼彻斯特大学等许多英国的大学和科研机构都在相关方面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并设置了专门开展现当代中国研究的机构。费多丽认为，要研究清楚中国这个体量巨大的研究对象，研究者既要深入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语言，也要能够娴熟运用不同的学科工具进行跨学科综合研究。

　　费多丽感慨地表示，以日新月异之势飞速发展的中国是一座学术研究“富矿”，学术生长点之多甚至会让人产生“应接不暇”之感。以经济研究为例，20世纪90年代流入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还是研究热点；短短数年之后，研究热点就变成了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当大量课题还在研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中国之于东欧国家的异同时，中国已然准备超越中等收入陷阱，向新的增长模式转型，这又给经济学提供了新的研究课题。

　　多位受访学者表示，不同欧洲国家的中国研究各有侧重，机构分散、规模有限，尚未形成欧洲整体层面的研究合力，下一步亟待通过启动大型研究项目等方式推出具有整体性视域的研究成果。

　　中国的欧洲研究：努力成为

　　社会科学体系中的重要一支

　　欧洲是近代中国放眼看世界的一个重要落点，中国人在19世纪就广泛研究了欧洲的技术、制度和思想。而近40年来，随着中欧各领域关系广泛和深入的发展，中国的欧洲研究事业不断拓展深化。

　　“中国的欧洲研究具有强烈的现实需求导向。”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周弘谈及中国欧洲研究的特色时表示，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的动力决定了中国欧洲研究的取向。随着中国改革发展在不同领域推进，中国学者通过对欧洲各领域发展规律的深入研究，为中国的改革发展事业，为中国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积累了丰富的智慧和经验。在有些情况下，研究者会先于中国改革的实践需求对欧洲的一些政策领域进行研究，为改革实践提供知识储备和政策参考，例如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从20世纪90年代逐步推开，中国学者在80年代就开始对欧洲社会保障政策进行系统研究。

　　周弘强调，经过几十年的积累和发展，中国的欧洲研究已经踏上了社会科学化历程。中国的欧洲研究学者大量地学习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历史学等学科方法论，用经济学术语讨论欧元的生成，用法学原理研究《里斯本条约》的作用，用政治学方法分析欧盟的治理结构，用社会学语言考察欧洲的移民问题，用历史学视角探究国家制度的变迁等。“这些研究工具使研究者站到了各个学科的前沿，学习使用学科研究工具去具体地解剖欧洲的各种现象并发现其中的规律，开始改变宏观判断的传统研究方式。”周弘说，将量化分析的方法引入欧洲研究是中国欧洲学界近十年来发展的新趋势。问卷调查、深度访谈、数据统计的方法被更加广泛地应用于分析判断，并与定性分析方法相互补充，产生了一批具有独特说服力的研究成果。

　　比起美国、日本、俄罗斯等单一国别研究领域来，欧洲研究具有纵向跨度更长、横向跨度更大的特征，因此，社会科学化的中国欧洲研究应该走一条多学科单一空间的道路，这是中国欧洲研究学界的共识。在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丁纯看来，目前中国的欧洲研究还没有上升和形成一个独立的“欧洲学”学科，还是以分学科研究为主。将欧洲研究变成一个独立学科科目，从而进行综合全面研究是中国欧洲研究学界努力的方向。

　　王义桅强调，今天中国的欧洲研究已经到了“升级换代”的时候，需要建立“大欧洲”的视野。我们不仅要研究“欧洲何以为欧洲”，还应该研究“欧洲何以为世界的欧洲”，应将欧洲研究纳入一个人类历史和文明发展的大框架中进行考察。

　　中欧学界交流出现深度融合新趋势

　　中欧关系的快速发展为中欧学术交流与合作营造了良好的环境，中欧学术的交流互鉴也有利于推动中欧关系持久深入发展。“近年来中欧学术交流合作明显增加，并有望继续发展。”蒂姆·赖特说。

　　“我们必须适应中欧学术交流合作中的一些新变化。”费多丽举例说，未来中欧联合研究项目的资金支持将更多来自中国。此外，将有更多非中国研究领域的欧洲学者有兴趣与中国学者展开学术交流合作，其他学科研究者的加入或将刺激欧洲的中国研究整体水平的提高。

　　王义桅表示，中欧学界的交流正在出现深度融合的新趋势。例如，在2014年举行的中欧高级别人文交流对话机制第二次会议上，布鲁塞尔自由大学当代中国研究所与中国人民大学、四川大学、复旦大学宣布共建布鲁塞尔当代中国与欧洲研究院（BACES），该研究院将致力于推动当代中国及欧洲问题的联合研究。

　　丁纯特别强调，对从事欧洲研究的中国学者来说，面向欧洲知识界用学术讲好中国故事是责无旁贷的义务。在欧洲和中国各自发展历史进程的比较中，中国学者应阐释欧洲和中国文明的共通之处，制度创新的相似之处，讲述我国社会的发展阶段现状、问题、挑战和奋斗，所选道路对欧洲和世界的正溢出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