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美国北得克萨斯大学哲学系教授罗伯特·弗洛德曼（Robert Frodeman）、副教授亚当·布里戈尔（Adam Briggle）和博士生凯莉·巴尔（Kelli Barr）在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官网发表文章《达到逃逸速度：冲破应用哲学的“影响”失败》（Achieving Escape Velocity: Breaking Free from the Impact Failure of Applied Philosophy），探讨应用哲学（applied philosophy）为何未能产生足够的社会影响。

　　应用哲学研究未超出本学科范围

　　“逃逸速度”（escape velocity）是指天体表面物体摆脱该天体的引力束缚飞向宇宙空间所需的最小速度。弗洛德曼等人将这一概念引入对学术研究的影响（impact）讨论中：一些哲学家希望哲学研究能达到“逃逸速度”，突破将其隔绝于象牙塔内的阻力，在社会中产生影响。

　　过去30余年，应用哲学界产生了大量针对现实问题的敏锐分析，但未能带来超出本学科范围的影响。弗洛德曼等人认为这是由于应用哲学家对其必须克服的“向内引力”没有充分的意识。哲学家以为自己正在努力挣脱抽象学术讨论的束缚，开始探究真实世界中的问题就足以达到“逃逸速度”，但事实上他们不仅需要转变研究课题，更需要考虑研究面向的受众。英文“applied philosophy”中“applied”是被动语态，省略掉了负责完成“应用”的主体和“应用”的方式，哲学家们也“相应地”忽视了这两点。弗洛德曼表示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

　　应用哲学研究对话者仍限于同行

　　弗洛德曼对记者说，在应用哲学期刊上可以看到其中并不全是充斥着抽象的哲学思辨，也有从哲学角度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剖析，如安乐死、物种濒危、数字时代的个人隐私等。问题在于，这样的剖析仍然以同行评议的学术期刊为平台，读者都是本专业人士，而且既没有谈及学术圈外的人应如何采纳这些见解，也没有思考哲学家如何在特定政策制定过程中与利益相关者互动、有效地参与对话以及如何追踪个人研究成果的影响。

　　对此，弗洛德曼等人开展了一项研究，从《应用哲学期刊》、《国际应用哲学期刊》、《哲学与公共事务》、《哲学与公共政策季刊》、《元哲学》五个目前均在发行的应用哲学期刊中抽取了4561篇论文（截至2015年1月），考察它们是否论述了应用哲学成功（或未成功）触及当前社会关心的话题的案例，以及应用哲学产生社会影响的最好方式是什么。

　　弗洛德曼等人发现，4561篇论文中只有55篇（约占1%）包含对于在实践中如何做应用哲学研究或者应用哲学究竟意味着什么的反思，这1%中还有许多仅将注意力放在捍卫应用哲学作为“货真价实的哲学”的地位上。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捍卫强调的正是使应用哲学难以打破“向内引力”的学科性——学科制极大地推动了新知识的获得，但不擅长将知识输送至社会。更令人惊讶的是，只有8篇论文（约占0.18%）关注了本研究对于非学术受众是否起到了影响；仅有1篇论文明确将影响力作为应用哲学领域整体面临的问题来讨论。弗洛德曼等人表示，思考应用哲学影响力的论文比例低得惊人，我们需要看到哲学家对这些问题的反思。

　　从“需求方”入手创造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生物伦理学是一个成功达到“逃逸速度”的学科。生物伦理学研究与生命相关的伦理问题，是应用伦理学（applied ethics）的分支，进而也属于哲学学科范畴。生物伦理学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在过去几十年里进步显著，受到医学、生物学、哲学、社会学、法学乃至宗教学等学科的研究者、立法者、政治决策者和公众的广泛关注。现在，各国医学和生命科学研究机构普遍设有伦理委员会。

　　不过，生物伦理学并不完全是靠自身力量达到“逃逸速度”与社会接轨的，而更多地是应运而生。

　　二战结束后，人们开始对二战期间纳粹操纵的各种残忍的人体实验，广岛和长崎原子弹爆炸给当地环境和居民健康造成巨大伤害，以及战后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导致全球范围内的生态和自然环境破坏进行深刻反思，认识到科学技术研发不能忽视伦理道德，对“纯粹的”科学的偏执追求很可能会反过来伤害人类自身。科学研究，特别是密切关系到人类生命安全的研究的尺度在哪里，这从本质上讲是一个哲学（伦理学）问题，但同时也有着巨大的现实意义，医疗机构、医务工作者、患者、临床试验志愿者对此都很关心，需要一门专门的学科来解答自己的疑惑。生物伦理学体现了应用哲学研究“需求方”（demand-side）的重要性，而其他类型的应用哲学研究更多地是从“供应方”（supply-side）着手，试图说服外部利益相关者相信他们要解决的问题含有哲学维度。

　　弗洛德曼强调，应用哲学若想真正发挥影响，研究人员应注重挖掘和培养需求，从研究的最开始就考虑到自然科学家、工程师、政府、普通民众在实际生活中面对哪些挑战、有哪些需要，应用哲学能够以什么速度和形式为他们提供帮助；少数已经成功踏足“太空”的应用哲学家也应不时回访“地球”，培育下一代学者——应用哲学界突破“逃逸速度”不能仅靠个别人的探险，而是需要通过集体努力创建新的研究范式，推动哲学的影响力与具有影响力的哲学这两个主题的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