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十年，东北亚（日、韩，包括中国大陆与台湾）经济发展相对迅猛，而东南亚（马来西亚、菲律宾等）经济却经历了先发展后衰落的过程，导致这种区别的原因何在？英国记者乔·史塔威尔在他的著作《亚洲大趋势：中国和新兴经济体的未来》中，通过对比分析，揭示出这些国家在土地、金融、产业保护三个领域政策的区别，以及由这些政策差别而导致国家发展的不同结果。对比两个地区的发展，作者认为，一边倒地盲从世界银行和西方国家指导的东南亚国家，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遭遇困境，可以说是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相反，批判吸收西方发展经验、坚持国家独立自主发展的东北亚国家反而取得了经济的长足发展。

　　笔者也由此破除了以前很多关于国家发展的认识误区，包括中国政府为何始终保持对人民币汇率的控制，为何不完全放开国内的金融市场，为何在土地问题上改革十分谨慎。具体来讲，书中有三个观点值得注意：第一，在国家和地区建设初期，必须进行土地改革，合理分配土地，以保证起点公平。第二，在国家和地区发展阶段，必须实行“幼稚产业保护”，以培育和保护本土产业。这种“保护”是以发展为目的，最终仍要撤掉。而且，产业必须是具备竞争力的制造业，而不是只为权贵利益服务的垄断行业。第三，在国家和地区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前，金融市场的控制是必须的，以保证为有利于国家和地区长远发展的制造业融资。其中，对韩国与马来西亚两国的重点分析，也许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

　　韩国土地改革进行得比较彻底，保证了发展起点的公平，调动了国人的积极性。韩国在朴正熙任总统时期，经济实现了大发展，估计这也是朴槿惠在21世纪能当选总统的重要原因。朴正熙的具体做法是：强迫国内的大资本家转向制造业；并控制国内金融市场，引导金融市场为本国制造业服务；实行“幼稚产业保护”，推动国家的汽车和电子产业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直到成为具有世界竞争力的国际品牌。所有这些，奠定了韩国经济腾飞的基础。正是在这些政策引导下发展起来的雄厚经济实力以及政策的延续，让韩国顺利渡过了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

　　相反，马来西亚从开始土地改革就没做好，仍然保留了大地主的土地产权，以前的经济格局依然存在，经济发展未体现公正性，无法真正调动国人发展的积极性。此外，马来西亚放开私人金融市场，导致金融业成为“私人大佬”个人产业的服务工具，无法为国家意图推动发展的制造业提供有效的融资服务，制造业自然无法实现可持续发展。最关键的是，马来西亚政府的“大佬”都是靠和政客的亲密关系，拥有了某些特权，依靠垄断而家财万贯。在他们致富后，马来西亚政府并没有强迫他们转向发展制造业。这种权贵经济，其背后的产业支撑很薄弱，受气候影响的种植业和落后的服务业，自然在发展后期遇到了很大困难。

　　乔·史塔威尔在对比分析以上两个国家发展的历史后，令人信服地指出，正是在土地改革、金融政策以及工业发展等方面的不同，才出现了两个国家不同的发展结局，韩国顺利进入发达国家行列，而马来西亚则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对于中国，乔·史塔威尔单辟一章专门论述，和西方所有研究中国的学者一样，他既有视角独特的一面，也有对中国流于表面的理解。通过他对韩国和马来西亚的对比分析后，读者们自然就会理解中国政府为何在土地改革上慎重，也会理解中国在金融市场谨慎稳健背后的良苦用心，国家需要因时、因地制宜以制定发展政策。当然，乔·史塔威尔对中国的分析也有一些可能不到位的地方，比如国企方面。书中分析道，20世纪90年代的国企改革，增强了国企的竞争力，保证了国家对重要行业的控制。但是，中国国企中存在的“软约束”问题依然存在，国企治理依然是个大问题，包括国企发展的领域如何控制，如何避免向垄断特权方向发展，如何和民营企业共享发展空间等。这些问题也是马来西亚权贵经济发展弊病给我们带来的启示。

　　整体来说，乔·史塔威尔对土地政策、幼稚产业的保护、金融市场的控制等分析，有助于中国政府更加清晰自信地稳步发展，而不是盲从于西方经济学家和世界银行等所谓“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经济指导。每个国家历史文化传统不一样，发展成功的路径也应各不相同。再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落地指导。中国已经发展到人均GDP 6000美元了，能否跨越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国家下一步的发展很重要。土地政策在新形势下是否需要调整；金融市场该如何保持有序发展，自动融入国家发展的大局中去；国家能否培养出具备世界竞争力的制造业企业；国家如何保持政策的延续性，保证改革的公平性、发展的可持续性，等等，都是政府和国人要认真思考和对待的问题。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