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艺是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中国古人自西周以来就逐渐形成了“天人合一”的传统观念，他们往往从宇宙人生的高度去看待文艺现象与精神问题，认为文学艺术的审美价值和精神意蕴是与天地万物相通的，其最高境界是人的意识无法完全认识的，所以必须通过体验和感悟的方式才能获得，这是中国古代文艺的价值和意义所在。

　　中国古典诗画体现非个人性

　　绘画是一种造型艺术，以追求形似为基础。但是中国画多以写意为主，讲究意在笔先，神似重于形似。中国画不是站在固定的角度，集中于一个透视的焦点，而是站在高处把握全局，提倡“以大观小之法”，重在表现对象的生命节奏和内在气韵，具有一种深沉的宇宙感和历史感，比西方绘画更富于哲学的意味。所以，南朝画家谢赫在《古画品录》中把“气韵生动”放在绘画六法的首位，而把“应物象形”、“随类赋彩”、“经营位置”、“传移模写”之类放在次要的位置上。

　　中国画所讲的“传神”或“气韵”已经突破了个体的主观因素，而指向了天道自然或宇宙本体。宗白华认为：“中国画的作者因远超画境，俯瞰自然，在画境里不易寻得作家的立场，一片荒凉，似是无人自足的境界（一幅西洋油画则须寻找作家自己的立脚观点以鉴赏之）。然而中国作家的人格个性反因此完全融化潜隐在全画的意境里，尤表现在笔墨点线的姿态意趣里面。”（《美学散步》）

　　中国古典诗歌也有类似中国画的特点。我们知道，中国诗歌的句法比较灵活，因而在表意上也具有很大的灵活性，能够使人产生丰富的想象空间，特别是六朝的山水诗，由于受魏晋玄学的影响，山水被看作是自然之道的最好体现，所以诗人往往采用一种凝神静观的态度观照山水，把创造明净空灵的境界作为最高的审美理想，从而力求更好地表现人与自然的关系。

　　美国学者叶维廉指出：“中国诗的传意活动，着重视觉意象和事件的演出，让它们从自然并置并发的涌现作说明，让它们之间的空间对位与张力反映种种情景与状态，尽量去避免通过‘我’，通过说明性的策略去分解、串联、剖析原是物物关系未定、浑然不分的自然现象，也就是道家的‘任物自然’。”（《中国诗学》）英国翻译家格雷厄姆在《中国诗的翻译》一文中也谈到：“中国诗人很少用‘我’字，除非他自己在诗中起一定作用，因此他的情感呈现出一种英文中很难达到的非个人性质。”格雷厄姆所说的这种“非个人性质”其实反映了中国诗歌所特有的一种人与自然的关系，那就是追求一种忘我和物化的境界。

　　在古人看来，自然物和人一样也有独立的审美价值和意义，彼此间可以对话交流，所以应该在尊重外物的前提下，做到顺应自然。所以，清人朱庭珍说：“作山水诗者，以人所心得，与山水所得于天者互证，而潜会默悟，凝神于无朕之宇，研虑于非想之天，以心体天地之心，以变穷造化之变……必使山情水性，因绘声绘色而曲得其真，务期天巧地灵，借人工人籁而毕传其妙，则以人之性情通山水之性情，以人之精神合山水之精神，并与天地之性情、精神相通相合矣。”（《筱园诗话》）

　　可见，中国人是在“天人合一”的背景下去认识文学艺术等精神活动的。从根本上说，艺术所表现的对象是宇宙天道，用南朝画家王微的话来说，是“以一管之笔，拟太虚之体”（《叙画》）。宗白华说：“绘画不是面对实景，画出一角视野（目有所极，故所见不周），而是以一管之笔，拟太虚之体。那无穷的空间和充塞这空间的生命（道），是绘画的真正对象和境界。”（《美学散步》）这种观念也成为中国传统艺术的基本精神。这样一来，“神”或“精神”就成为一个大的概念，它包括人与自然在内，并不专指人的思维与意识。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意境理论的确立和成熟，并发展成为中国传统文艺理论中最完备的、带有总结性质的审美形态，并非偶然。

　　借助诗歌达到个体内在超越

　　以“天人合一”为核心的传统观念，使历代中国文人在意识到个体之短暂渺小的同时，又力求通过对诗歌、绘画、书法等艺术形式的欣赏和创造，而自觉地融入无限广阔的宇宙天道中去，从而在精神上得到慰藉和超脱，并获得某种永恒的意义。就诗歌而言，早在汉代的《毛诗序》中就提出：“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钟嵘《诗品序》发挥了这一观点，认为诗歌不仅是“摇荡性情，形诸舞咏”的产物，而且它还能够“照烛三才，晖丽万有。灵祇待之以致飨，幽微藉之以昭告”。又指出，诗歌具有“感荡心灵”的巨大作用，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一切遭遇都可以通过诗歌来表达。可见，诗歌在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中是必不可少的东西。

　　中国古人在寄托精神、安顿心灵方面有其独特的方式，那就是把有限的个体生命升华到宇宙人生的高度，使之融入到无限的天道自然中去，通过对生命的体验和感悟，获得一种内在超越。王夫之就把中国诗歌中的“兴”与作家的人格修养和人生境界联系起来，他说：“能兴谓之豪杰。兴者，性之生乎气者也。拖沓委顺，当世之然而然，不然而不然，终日劳而不能度越于禄位田宅妻子之中，数米计薪，日以挫其志气，仰视天而不知其高，俯视地而不知其厚，虽觉如梦，虽视如盲，虽勤动其四体而心不灵，惟不兴故也。圣人以诗教荡涤其浊心，震其暮气，纳之于豪杰而后期之以圣贤，此救人道于乱世之大权也。”（《俟解》）王夫之所说的“兴”不仅是一种审美情感，而且也包含着与社会人生密切相关的内容，所以，他对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做了新的阐释，认为这四个方面是有内在联系的，它们相互配合、相互渗透。一个人在平庸乏味的日常生活中很容易消磨意志，被狭隘的视野所遮蔽，眼前只有柴米油盐、禄位田宅，变得心灵麻木、感觉迟钝、毫无趣味，而圣人的诗教则可以“荡涤其浊心，震其暮气”，使他重新振作起来，这就是诗歌的审美和教化作用。

　　中国古代诗画所崇尚的这种对天道自然的体认，恰恰是当今社会所缺乏的东西。我们生活的这个社会已变得非常现实和功利，人们忙于各种实际事务，追求物质财富和生活享受，如果得不到满足，常常会有一种焦虑感。即使这一切都得到满足，也很少去思考自己内心深处真实的想法和需求，因而难以获得精神上的满足。事实上，对于任何人来说，只要他的精神和思维是健全的，那么在他的日常生活中都不可能只有物质满足而没有精神追求，尤其是在物质生活日益富足的今天，精神追求就显得更加必要。

　　在中国古人看来，“精神”不仅是一种超验的本体，同时也是一种元气，它流于天地之间，体现在宇宙万物之中。它包含着审美和道德等诸多因素，对于这种问题，无法完全靠理智和思辨来认识，主要是通过体验和感悟来获得，而包括诗歌在内的审美活动正是精神体验的重要手段。所以，古人对于精神价值的看法，不同于西方哲学那种唯理主义的立场。文学艺术特别是诗歌，在古人的日常生活中有着广泛的渗透和影响，这也使其世俗生活和精神境界得到提升，并具有了某种终极关怀的意义。

　　（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