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有“昭公十九年矣,犹有童心”的说法。《史记》沿袭了这一记载。《鲁周公世家》载:“昭公年十九,犹有童心。”也可以说这是较早使用“童心”这一词语的文献。不过,《左传》以批评的口气言“童心”,《史记》却没有明显的否定性倾向。裴骃《史记集解》引东汉学者服虔对“有童心”的解释,是“言无成人之志,而有童子之心”。现在我们回顾历史,似乎“有童子之心”恰是许多有文化贡献的人们共同的值得肯定的资质。阅读《史记》这部中国史学童蒙时期的杰作,是可以通过其气质与笔法的朴实、清纯、天真,亲切体味著家的“童心”的。

　　司马迁与《史记》研究的名家李长之在《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一书中,对司马迁于他所处时代的另一代表性人物汉武帝进行过比较。他注意到这两位历史名人有共同之处:“汉武帝之求才若渴,欣赏奇才,司马迁便发挥在文字上。汉武帝之有时而幼稚,可笑,天真,不实际,好奇,好玩,好幻想,司马迁也以同样的内心生活而组织成了他的书。”所谓“幼稚”“天真”“好奇”“好幻想”,正是“童子之心”的表现。

　　对于司马迁的“好奇”,西汉扬雄《法言·君子》早有评价:“多爱不忍,子长也。”“子长多爱,爱奇也。”因此才取得“《太史公》,圣人将有取焉”的非常成就。扬雄所谓“爱奇”,后人或直接称赞其“好奇”。欧阳修《帝王世次图序》说:司马迁“博物好奇之士,务多闻以为胜者”。徐孚远《史记测议序》也写道:“太史公志大而好奇”,“包举广矣”。

　　“好奇”而务求“多闻”,首先表现为历史资料收集之求之“若渴”,对于其中富有“奇”的意味的信息之深心“欣赏”。司马迁对于历史现象“包举”之“广”,可以说到了极致。就通过实地考察丰富历史体验、充实历史见识而言,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一一曾经说:“史公足迹殆遍宇内,所未至者,朝鲜、河西、岭南诸初郡耳。”司马迁勇敢叙写“当代史”为许多评论家所赞许。顾颉刚肯定对于“武帝之世”历史的记录,是“《史记》一书,其最精彩及价值最高部分”。又说,“武帝时事为迁所目睹,其史料为迁所搜集,精神贯注”,因而实现了“光照千古”的文化成就。

　　“好奇”还表现为历史观察视角之新异的追求。有学者评价:“《史记》记载同他有交往的,他常从他们吐谈中寻取这种便利……最可贵的,他还把这种关系深入到野人田父身上……”(卢南乔:《论司马迁及其历史编纂学》)《史记》避免了一般史书“不载民事”“未睹社会之全体”的痼病,能够“大抵详察社会,精言民事”(朱希祖:《中国史学通论》)。于是梁启超《中国史学革命案》写道:“(《史记》其书)常有国民思想,如项羽而列诸本纪,孔子、陈涉而列诸世家,儒林、游侠、刺客、货殖而为之列传,皆有深意存焉。”他关注司马迁此奇异之“深意”,于是感叹:“太史公诚史界之造物主也!”

　　“好奇”表现为历史探索之创意,使得历史革新、历史推进的真实得以发现。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司马迁使到了他的笔下的人类的活动永远常新,使到了他的笔下的人类的情感,特别是寂寞和不平,永远带有生命”(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