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的方志传统源远流长,从周王朝采问风俗开始,历代乡贤耆旧,或口耳相传,或诉诸笔端,守护地方文化根脉,书写中华文明姿彩。即使在大数据时代的今天,方志传统也未曾中断,而这种绵延不绝,有相当部分得自于乡贤文人的作用。在乡贤们的固执与坚守中包含着的,是中华文化中非常了不起的精神传承,即以乡情浓得化不开作为精神动力的乡贤文化。

　　一

　　我一向认为,在中国,乡贤是非常重要的文化资源,举凡地域文化研究特别是整理、保存、传承,所仰赖者,既需有专业的学者教授,如拥有大局观的历史地理学家,更不能缺少所在地域乡贤们的努力。传统意义上,乡贤是某一地域才德突出的人,乡贤文化本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非常宝贵的力量,撰修县志,考察文物,记录民俗,歌颂家乡,乡贤一向是一个地方最忠实的文化守护者。他们是固执的,或许正是由于外人的漠视,他们更增添了书写自己土地一草一木的热情;他们甚至是偏执的,举凡自己家乡有,就一定要申明是最正宗最独特的,即使外人完全不知情,他们却连“天下第二”也不愿意承认。他们是自己家乡的讴歌者,甚至不知道自己的感情不可能让别人同等对待;他们更像是地域文化的辩护者,所有自己家乡的文化被漠视、曲解的时处,他们都要高分贝地为之呐喊。

　　很多时候,由于区域划分、历史沿革、记载不详、传说不一等原因,或本身就有无法确认的因素,一处名胜、一位名人、一首歌曲、一种美食,时常会出现两个以上的地方在争抢,在争论,而且永无宁息之日。这种时候,乡贤的作用就特别重要,大家都会出来辩说,他们各自的力量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结论的归属和民意的倾向。那种胶着、争夺的程度,甚至由此带来的不服、隐痛,非乡贤而很难体会到。也许你会觉得他们狭隘,但他们才不在乎你的态度,如若你进入人家的区域却又不懂人家的乡情,很可能就会被认为“没文化”,尤其来访者表现出轻慢态度,很可能就会成为不受欢迎的人。然而,这种固执与偏狭中包含着的,却是中华文化中非常了不起的精神传承,即以乡情浓得化不开作为精神动力的乡贤文化。今天我们为中华五千年文明未曾中断而骄傲,而这种绵延不绝,有相当部分得自于乡贤文人的作用。

　　二

　　位于晋西北的忻州市偏关县,是我的家乡,在现当代社会中属于发展滞后的地方。如果按今天的指标分析看,工农业生产可圈可点者着实不多。即使要论证“人杰地灵”等大家都会使用的概念,可举的例证也很寥寥。但从小我就记住了一句话,偏关县位于黄河之畔、长城脚下,是黄河与长城“握手”的地方。我离开它已近四十年了,尤其近二十年几未回去,那里的人们究竟怎样生活着,不甚了了,各行各业的人所识者越来越少。

　　近日,我意外收到一包书,是偏关县政协文史研究员卢银柱寄赠。内中有两册非常厚重的书籍:《三关志》和《偏关志》。两书封面均标明:“卢银柱校注”。另有一部书稿的打印稿,书稿名曰《万世德传》,是卢银柱本人创作的未出版物。万世德是偏关本地历史上最有名的人物了,他是军事家或为官者,历史上应当还是相当有功业的,可惜似乎正史里记载不多。但我知道,历经数个世纪,本地人都在为拥有这样一个人物感到骄傲。正史未曾记载,那是修史者不公所致,卢银柱先生著《万世德传》,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明史》里忽略万世德而产生“逆动力”。

　　在书籍和书稿之外,卢银柱先生还有一封亲笔信写给我。信中的大意是,《万世德传》书稿几经撰修,终于完成,然而在出版上遇到不小困难,本来省里有一个专门编撰出版本省历史文化名人传记丛书的项目,但因万世德并非“文化名人”,在文星璀璨的山西历史上,很难被列入其中。卢先生并没有在来信中表达希望推荐的求情,但内里的无奈是可以感知到的。我粗粗翻阅了书稿,作为传记,可能此书还有不尽如人意处,“传”的色彩不浓,考证的成分更多。文学笔法还不够有力,传奇性不强。我查了下有关资料,觉得我这位乡友可能在写法上不够讨巧。比如明朝人万世德曾经到朝鲜任职,今日首尔的几座“关王庙”(即关帝庙)中,其中的一处“南关王庙”就与万世德有关,有学者指出,南关王庙落成当年,代替杨镐赴任明军统帅的万世德前往朝鲜,神宗命其在汉阳为关公建立祠堂,为此拨付了建立祠堂的经费。如果把类似情节在传记中突出出来,“阅读效果”上一定可比万世德抗击倭寇且屡建战功的故事。但无论如何,这是一本有价值的书,它难以出版我也无奈,由此更联想到乡贤文人之不易。他们所用力者甚多,所回报处却极少,然而他们一个个如飞蛾投火,无怨无悔,实在让人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