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一书中指出:“研究历史的人在做历史之先,想训练自己做史的本领,最好是找一二古人的年谱来做。”他这里所谓“古人”,同时也具有“过去”“以往”的含义。是说凡事经过一两个年轮,一个甲子六十年最好,都可列入历史研究的对象。他这个观点对我们很有启发。

　　再过两年,中国当代文学就将进入70年的历史轨道。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历史,长度由此超出现代文学史整整一倍。从一个作家的创作周期看,近70年已经可以容纳三代作家。举例来说,如果不算赵树理、柳青这样的跨时代作家,从创作的第一篇作品算起,例如李凖的《不能走那条路》,“20后”的李凖、公刘、李瑛等,已经是中国当代文学的“第一代作家”。之后再有“30后”的王蒙、从维熙、李国文、高晓声、张贤亮和张洁等;“50后”的贾平凹、莫言、王安忆、韩少功、史铁生等。现在看,“20后”的作家多数不在人世,“30后”的作家有一些也已故去,如高晓声、张贤亮,健在的也都在八十岁上下。而“50后”作家虽然大多处在壮年期,但此年龄前后的作家路遥、陈忠实也已不在人间。因此,治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人都有一种紧迫感,一是赶快抢救资料,二是赶紧找人做口述史,搜集和辑佚各种文献,三是对还处在壮年期的作家,也应该把走访纳入议事日程,趁着他们年龄尚轻(只能是相比之下),记忆力清晰,拜访不会受身体所碍的时候,抓紧做些年谱撰写的准备工作,积累第一手资料。

　　首先是抢救资料的问题。我曾经计划从“20后”作家开始,集中整理中国当代文学史史料。就在打算启动这项工作时,才发现那么多作家已不在人世。“抢救资料”的美好设想一下落空,因为传主不在,只能去找亲属、故旧、学生、部下,泡图书馆,缺少了与他本人面对面交流的第一手鲜活资料。据我所知,20世纪80年代中期福建人民出版社、贵州人民出版社先后出版过一部分现当代作家的《作家研究专辑》,内有李凖、马烽、李瑛、杨沫、吴强、梁斌等。可能研究界觉得以革命战争题材和农村题材见长的作家都已“过气”,没人愿意花费精力编选关于他们的“选集”“全集”,大量作品、个人资料散见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文艺杂志,系统的整理完全没有开始。我们知道,“作家年谱”类似于作家小小的“传记”,更详备的年谱,真正做起来,甚至比写一部作家传记还要麻烦,因为年谱不仅记述作家大致的人生轨迹,而是一年一年甚至一月一月的活动事迹都不能拉下。如此烦琐的工作,假如没有一套“作家全集”做基础,基本是不可能开展的。

　　其次,赶紧找人做作家“口述史”的问题。在我看来,无论是健在的“30后”作家还是活跃的“50后”作家,他们或没精力或没意识来写文学回忆录,组织专门人士对他们进行系统的“口述史”就显得十分必要。“口述史”的优点是材料鲜活,生动的人与事犹在眼前;缺点恰恰也在这里,可能会有不少编排、虚构成分。但也无关系,时间可以考验这些“事实”是否确凿,如果不把这些“口述史”留存下来,将来就会更为遗憾了。一定程度上,“口述史”是作家年谱的补充,可以把从公开报刊上搜集的材料进一步细化,彼此之间可以相互订正。举例来说,柳青女儿刘可风女士撰写的《柳青传》附录部分,有不少柳青生前对社会和文学问题的看法,因为身患严重的肺心病,经常上气不接下气,需要不停地使用雾化器,传主无法自己手写下来,故让女儿记录在案。这种形式就是典型的作家“口述史”。我发现去年出版的邢小利先生的《柳青年谱》,有一些就采用了这些柳青“口述史”材料,令人读来印象深刻。“口述史”也是对“年谱”的补充。因为一个作家生前的活动非常频繁,记者报道和作家自述不可能详尽记述这些活动,等到一定时候再看“口述史”材料,就会发现,报道和自述遗漏了很多丰富的内容。当然,对于专业文学史研究者来说,“口述史”的做法有一定之规,不能随着作家随心所欲的思想乱跑。采访之前,应先阅读相关材料,熟悉文学史的大致情况和作家本人事迹线索,然后拟定一个详细的采访提纲,组织一个问题系列,这样“口述史”的价值就会得以凸显,而不是杂乱无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