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信的内涵结构可分为两大块,即古代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现代先进文化。前者以孔子开创的儒家思想为引领,后者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由此决定了二者在文化自信结构中的地位是不一样的。简单来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最大的文化自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文化要素在整个文化自信结构中具有支配性地位

　　■面对“全盘西化”思维模式,我们应该增强对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自信,挖掘并发扬传统文化中的优良品质。但是,在弘扬传统优秀文化时,绝对不能割裂文化自信的完整结构,不能混淆不同文化的核心价值,更不能试图全盘复古,让姓“孔”不姓“马”的错误主张泛滥,从而动摇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自信

　　关于文化自信,习近平总书记有一个明确界定: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在5000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

　　在这一论断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明确的概念,即中国古代优秀文化;而“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由于其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形成的文化,因而文化自信的内涵结构在本质上可分为两大块,即古代的优秀传统文化和20世纪形成至今的中国现代先进文化。

　　虽然同样属于文化自信的范畴,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现代先进文化有着不同的具体价值取向。前者以孔子开创的儒家思想为引领,后者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由此决定了二者在文化自信结构中的地位是不一样的。简单来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最大的文化自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文化要素在整个文化自信结构中具有支配性地位。

　　儒家思想在古代具有主导性

　　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最初妨碍秦统一的儒家思想体系在汉代戏剧性地被赋予了统一天下思想学说的功能。在2000多年的时间里,尽管王朝不断更迭,但儒家思想的主导性地位几乎是不可动摇的。改良派思想家康有为就说,“中国一切文明皆与孔教相系相因,若孔教可弃也,则一切文明随之而尽也。”美籍历史学家黄仁宇也注意到,孔孟之道战胜了诸子百家的理论,从汉朝开始,就成为统治全国的指导思想。而且时代愈是往前发展,统治者对它的依赖程度也愈大。

　　即使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如辽金、元代和清代,儒家思想仍然保持话语优势权,甚至征服者的文化同化于被征服者的文化。例如,辽朝统治者就实行以儒家思想为内涵的全面汉化的文化政策。辽太祖阿保机建国不久,曾经就祭祀对象问题征求意见,左右“皆以佛对”,阿保机认为“佛非中国教”,耶律陪则提出“孔子大圣,万世所尊,宜先”。于是,“太祖大悦,即建孔子庙,诏皇太子春秋释奠”,由此形成了所谓“辽家遵汉制,孔教祖宣尼”的局面。在这一基础上,辽代的制度、法典、文字等都普遍呈现儒化的现象。可知,论中国古代之文化自信,儒家思想的主体性地位是无可置疑的。

　　但也要看到,儒家思想由此形成了顽强的保守性,禁锢了国人创新能力的发展。特别是,以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所带来的悲剧性结局而论,不能不说儒家思想的长期统治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创新动力不足确有关系。

　　马克思主义引领现代新文化

　　由于在中西方冲突中连连失败,中国何去何从,成为当时先进知识分子思考的一个中心问题。总的来看,对中华民族危机问题症结的理解,经历了从器物到制度到文化的过程,最后在文化变革这一点上达到了历史逻辑和思想逻辑的统一。

　　具有世界视野的思想家鲁迅曾指出,法国自1789年大革命以来,“平等自由,为凡事首,继而普通教育及国民教育……久浴文化,则渐悟人类之尊严”。因此,对中国来说,“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于是,关于中国之落后根源应从文化上进行追溯的思想日益深入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