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西晋的短暂统一之后,从4世纪初到5世纪前叶,中国北方经历了百年以上的混乱时期。王朝更迭频繁,割据政权林立,更为重要的是,大量异民族活跃其间,构成了诸多政权统治阶层的主体。这段时期一般被称为“五胡十六国”,与西晋流亡精英在长江流域建立的东晋一起,共同构成了连接西晋与南北朝之间的历史阶段。

　　“五胡十六国”时期的诸政权,可以简单区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据有华北地区汉晋以来的腹心地带(以关中平原与河北平原为代表),与此相应,其统治者自称“皇帝”/“天子”,在法统上以接续之前的西晋王朝为己任,同时对南方的东晋国家保持敌对态度。这类政权可称“天下国家”,包括汉/前赵、后赵、前秦、前燕、后秦、后燕。与此相对,另一类只是割据于汉晋以来腹心地带以外的边缘区。其统治者或者没有称帝的野心,接受“天下国家”或东晋的册封;或者虽然称帝,但不曾据有中原腹心。这类政权可称“边缘政权”,包括成汉、“诸凉”、西秦、南燕、北燕等。

　　按照这一分类标准,赫连勃勃所建立的“大夏”虽然也被置于“五胡十六国”之中,但显得有些异类。一方面,赫连夏立国朔方(今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地区),同时兼有关中地区(今陕西省)达十年之久。勃勃先称大夏天王、大单于,自东晋手中夺取长安后即称皇帝。又命统万城四门东曰“招魏”,南曰“朝宋”,西曰“服凉”,北曰“平朔”,显然自我定位也是继承汉晋法统的“天下国家”。然而赫连夏的历史地位却远不及前述五胡十六国中的诸“天下国家”,“暴君”赫连勃勃更是与失败的夏国一起,被后世铭记为这一时代的负面典型。

　　赫连夏难以按照“五胡十六国”的传统理解进行归类,其实恰恰暴露出了以上传统理解存在问题。而问题的根源,实际上在于同样也难以按照以上分类标准进行归类的北魏。本文试图通过重新梳理铁弗部与赫连夏的历史,特别是其与拓跋部和北魏历史的纠缠和比较,对从“五胡十六国”到“北朝”的历史脉络进行再把握。

　　“五胡”与“十六国”

　　以拓跋部为核心建立的北魏,一般被认为是“五胡十六国”时代的终结者。这首先是一个历史事实。自道武帝拓跋珪于386年建国后,北魏在数十年时间里先后攻灭后燕、赫连夏、北燕、北凉等政权,完成了华北统一并成功维持了近百年,结束了西晋永嘉之乱以来中国北方长期的混乱局面。所谓“北朝”的概念,也是从北魏开始算起的,正与刘宋取代东晋进入“南朝”时代相对应。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五胡”和“十六国”作为一种历史观念,包含着对于指称对象的否定。“五胡”指匈奴、羯、鲜卑、氐、羌五个异民族,对应的是在西晋之后先后据有华北腹心地区、取得正统地位的汉·前赵/后赵(匈奴、羯)、前燕/后燕(鲜卑)和前秦/后秦(氐、羌),即前述的“天下国家”。但是,正如“五胡乱华”之语所示,“胡”是与“华”相对的带有负面色彩的称呼,意味着非正统。尽管这些“天下国家”都以继承汉晋正统为自我标榜,但“五胡”的称呼意味着对他们的这一自我定位的否定。

　　“十六国”也是如此。这一称呼来自北魏崔鸿所撰《十六国春秋》一书,时在5世纪末自平城迁都洛阳之后。崔鸿自述此书是在五胡国家各自所修撰的“国史”基础上撰写的。既为“国史”,可以想象其中“天下国家”的自我定位也是领有天下的“王朝”。但崔鸿使用“十六国”这一称呼,显然是在书法上否定了他们的自我定位,而将其贬斥至与前述“边缘政权”一起构成“十六‘国’”的地步。

　　虽然并不明了北魏在国家层面是否使用“五胡”和“十六国”的概念,但可以从《魏书》的结构中一窥北魏对五胡国家的态度。魏收所修《魏书》成于北齐,而其基础是北魏在迁都洛阳之后所撰的纪传体国史。其中五胡国家的列传被集中置于卷九五和卷九九两卷。夹在其间的,则是《僭晋司马叡》、《岛夷刘裕》等与北魏敌对的东晋南朝国家。这种结构应该可以反映北魏国家对五胡所持的贬斥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