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了《身份共同体·“70后”作家大系》,将一些代表性的“70后”作家的作品结集出版,是一批“70后”作家的整体亮相。这套书的序言,开宗明义地写道:“当我们决心要把一群‘70后’作家装入一个笼子的时候,发现这是一件难事。因为这些人的创作确乎很难从总体上做出涵盖与评价。除了年龄相近,他们在文学上几乎再没有更多共同之处。”在主编者看来,“‘60后’与‘50后’作家之间没有太明显的界线或差异,因为他们都有着接近的历史经验与公共记忆”,而“80后”几乎可以说没有什么集体记忆,“‘70后’就夹在这两代人之间”。依照这样的话语体系,主编者很自然地将“50后”“60后”作家命名为“历史共同体”,并认为他们有共同的历史记忆,对历史有着大体相似的认知方式和情感方式,在这个基础上完成了一代人的文化塑形;“80后”是一个以话语方式与关注对象形成的“情感共同体”,特殊的情感认同是这一代人近似的文化性格特征;“70后”既无法形成“历史共同体”,也无法形成“情感共同体”,只落得一个代际的“身份共同体”。这样的概括、分类和命名,是否站得住脚姑且不论,“70后”作家的代际尴尬,已经被再次明确表达了出来。

　　“70后”作家的被遮蔽由来已久,是早就被评论家所意识到和发现了的。关于“70后”作家的特征,宗仁发、施战军、李敬泽很早就发表过对话《被遮蔽的“70年代人”》。他们认为“70后”作家的被遮蔽是因为完全在“商业炒作”的视野之外。在我看来,也有部分来自批评家的原因。20世纪末,“70年代人”中一些女作家对现代都市生活的书写,是不是也曾被一只“看不见的”“批评的手”,先打造成名然后被带向无以为继以致彻底休克的境地呢?曾经鼓噪一时的卫慧、棉棉们,早已经偃旗息鼓乃至离开了文坛。评论家何平在《光明日报》发表的文章《“新作家”应当追求“年轻而不同”》中,敏锐地提出,固化的文学观也影响到今天的文学现场,尤其是年轻作家的成长。他对写得并不坏的“80后”“90后”乃至更年轻的写作者,是否会因为因袭已经成为文学惯例的所谓的“我们的文学观”而只是生产着“旧文学”,提出他的忧虑。而我要进一步说的是,固化的文学观,是不是应该成为“50后”“60后”文学评论家们深入反思的问题?今天的文学批评,虽然已经不像20世纪80年代那样可以实打实地引领创作潮流,但时至今日,“50后”“60后”评论家,依然掌握理论批评乃至创作引导的话语权,他们对于“70后”作家和其他代际作家持有何种姿态和如何引导,依然非常重要。不能不承认,他们拥有一只“看不见的”“批评的手”……

　　评论家对“70后”的代际命名,多少有些勉为其难,就是“70后”作家们也不愿意或者说更加不愿意被同一化到“70后”作家这样一个类属。作家的个性,是被所有作家包括“70后”作家乐于认同和接受的。笼统地以“70后”作家这种代际命名,的确有抹杀差异性之嫌。其实不只是“70后”,像“50后”“60后”作家这样的命名,也面临同样的问题。用一个代际的概念,来掩盖和抹杀所有作家的个性特色是不可能的,但是又必须承认,有时候它确实是学术研究的一个有效手段。同一个代际的作家,包括“70后”作家,总还是有大致相近和可以沟通的时代经验、历史记忆、教育背景等。从一个代际的作家身上发现的一个理论批评或者创作特征的问题,可以为进一步的作家个案研究提供依托。从事作家个案研究,离不开对前代、同代作家的了解。从这个角度讲,对于代际的身份,没有必要过分排斥。

　　追寻一下近年流行起来的作家代际命名的来由,亦可见“70后”代际命名背后的尴尬。代际的概念和命名,最初应该是来自“80后”批评家和作家的概念与命名,然后所谓的“50后”“60后”“70后”“90后”乃至“00后”的概念,基本上都是从“80后”倒推和正推(补推)出来的。

　　20世纪80年代是文学创作和批评的“黄金时代”。当时培育的大批评论家今天依然供职于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和作协系统,仍然是从事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的重要力量,引领着批评的风潮,甚至直接影响到年轻评论家队伍的素质。近年文学批评家尤其“80后”批评家的崛起,已经不是一种自发的行为,而是各方力量携手,共同推动的结果。2013年,被称为“80后”批评家元年,召开“80后”批评家专题研讨会,出版“80后”批评家丛书,各方力量的积极介入和有意培育显而易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