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在山西文学界,有这样一种说法,董大中一个人就是一座研究所。此言不虚。他是赵树理研究的权威,不仅解开了赵树理生平的许多谜团,还厘清了山西现代文学史的发展脉络;在《论“五四”时期的鲁迅》一文中,他提出前期的鲁迅应该是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成为鲁迅研究的一个代表性观点;同时,他又是新时期以来研究高长虹的第一人,纠正了学界多年的偏颇,肯定了“狂飙社”和高长虹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也理出了山西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这样一位土生土长的山西学人,研究范围之广、涉及领域之多,令人钦佩。他始终以山西为自身学术研究的根脉,在这片文化沃土上汲取充足养分,不惧艰辛,上下求索。

　　董大中先生笔耕不辍,著作等身。他撰写的学术性文章和专著在1300万字以上,他用研究成果真正诠释了“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字空”这句话的内涵。如今83岁高龄的他,仍然坚持每年约40万字的创作产量,在整个学界也是不多见的。

　　问题意识

　　谈到自己的学术人生和治学态度,董大中爱用两句话概括,“为增长知识而读,为解决问题而写”,“多读有史有识之书,少写可存可弃之文”。

　　在董大中看来,我们生活的时代,特别是过去很多年里,“非黑即白”的二元思维,让学术界的很多说法不能真实地反映客观现实。“而我又有一个怪脾气,是不完全相信已有的说法,对那种‘随大流’或‘王小二过年看隔壁’的现象也看不惯,凡事总要自己检验一番,弄清问题在哪儿?真相究竟如何?”这种存疑求真的问题精神几乎贯穿了他的整个学术生涯。

　　20世纪70年代末,经常有署名“烨子”的评论文章见诸各大文艺报刊,这是当时还在太原市教师进修学校任教的董大中的笔名。很快,这个在文艺界初露头角的年轻人引起了山西省文联、作协相关领导的注意。1979年初,董大中调入文学刊物《汾水》编辑部,担任评论编辑,1982年《汾水》改名为《山西文学》,董大中任副主编。进入省作协工作,不仅是工作环境的改变,董大中的研究方向也因此进入了新阶段,他结合工作和自身兴趣,将研究重点放在赵树理、高长虹和“狂飙社”其他作家身上。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赵树理的文学实践,以及他所代表的文学思潮和文学追求都是非常独特的存在。20世纪70年代末,刚刚解冻的赵树理研究不是顶着“方向”的光环被符号化,被“捧上天”,就是背着“小儿科”“初级阶段”的标签,被“棒杀”。

　　在董大中看来,当时研究界对赵树理生平事迹的很多内容都还没有搞清楚,更没有真正认识到赵树理其人其文的价值,以及他在文学史上应有的作用和地位。如何发掘赵树理的相关史料,如何全面地解读其文本创作,如何界定赵树理在文学史中的地位等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如果说,研究赵树理是山西文艺评论家应有的责任和担当,那么对高长虹及“狂飙社”的研究则体现了董大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胆略和执着。“狂飙社”及高长虹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一个颇具分量的真实存在,以高长虹、高沐鸿、高歌为代表的“狂飙社”主要成员发起的“狂飙”运动,在当年的京沪都很有影响,得到过鲁迅、郁达夫等人的首肯和支持。其文学地位足可以与“莽原社”“太阳社”“湖畔社”“沉钟社”相比肩,同时也是山西向中国文坛输送的第一个作家群。

　　高长虹作为这个文学社团的发起者,是一位很有才华也很有成就的作家。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文坛上发挥过重大作用的文学团体,在之后各种版本的现代文学史里却很少被提及,高长虹的文学地位也长期没有得到应有的认可。这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发生在高长虹与鲁迅之间的冲突,令高长虹一度被视为起初追随鲁迅而后又与鲁迅反目的“坏青年”的“典型”,“狂飙社”也随之被文学史冷落,成为现代文学界一大公案。

　　董大中对这一说法心存疑惑,想弄清事实真相。“高鲁冲突”是否能被简单地庸俗化为情感矛盾?其真正的文化思想含义又是什么?该怎样看待个人自由、学术民主与思想争论的关系?什么才是真正地尊重、捍卫鲁迅?这些在心中萌生的问题,促使董大中投身到高长虹及“狂飙社”的研究中。正是因为这种求真求实的精神,别人看来唯恐避之不及的烫手山芋,在董大中眼里却成了一直被忽略但极具开垦价值的学术处女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