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主持:杜卫(杭州师范大学艺术教育研究院教授)

　　本期主题:审美与道德

　　主持人语

　　审美和道德均与人的社会性发展、健全人格的养成息息相关。二者的关系问题,在不同的历史时空、文化语境和社会发展阶段呈现出不同形态。本期刊发的3篇文章,通过对古今中外审美与道德关系问题的考察,呼吁在构建中国当代美学进程中注重二者关系的处理,以实现美育与德育的融合。这不仅是学术发展的需要,更是社会进步的需要。

　　中国现代美学形成于中西文化交汇过程之中,这一时期中国美学的发展具有强烈的本土意向,那就是人心养育,而这个思想源自悠久的儒家心性文化传统。正是在这种儒家文化传统的作用下,现代美学家借助某些西方美学资源开启了激活中国美学思想资源、建构中国古代美学传统并建设中国现代美学的进程。在此进程中,审美功利主义思想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美学思想成果之一。

　　一

　　审美功利主义是针对中国现代化的问题,源自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思潮的双重影响而产生的中国现代美学思想。审美功利主义把思想文化和人心养育联系在一起,并由此使中国现代美学具有人的心理本体建设的人文精神。它一方面主张审美、艺术独立,另一方面又把审美与道德内在联系在一起,主张凸显审美和艺术自身所具有的纯洁情感、养育道德、提升境界等功能。

　　中国的一个传统观念认为,人与人、国与国纷争起于贪欲,要想天下太平,就要控制甚至消除人的欲望。于是,道家主张“无为”,儒家主张“修身”“正心”。20世纪初,中国社会混乱,人心涣散,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纷纷寻求救国之道,一些学者、教育家、作家却更加关注国民性改造,其中鲁迅的国民性批判最为著名。有意思的是,王国维、蔡元培、朱光潜等选择了可称之为“无用之学”的美学。他们对美学的热衷,倒并不完全是单纯地喜欢美的创造和欣赏,而是另有原委,那就是拯救人心。他们对西方“审美无利害性”命题作了儒家“心性之学”式的解读,把作为“审美知觉方式”的无利害性转换成了美和艺术对于人心的一种去除功利心的功能,进而推崇美育。王国维一方面主张艺术独立,强调美“不关于吾人之利害”,另一方面又提出了审美的“无用之用”说,认为这个“无用之用”胜过“有用之用”,正是这种“无用之用”“使人达于无欲之境界”。他把孔子的教人之道概括为“始于美育,终于美育”,根据就是孔子讲的“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蔡元培说:“纯粹之美育,所以陶养吾人之感情,使有高尚纯洁之习惯,而使人我之见、利己损人之思念,以渐消沮者也。盖以美为普遍性,决无人我差别之见参入其中。”朱光潜继承了前辈的思想,也重视美和艺术对于人心的养育价值,他在《谈美》一书的开头写道:“我坚信情感比理智重要,要洗刷人心,并非几句道德家言所可了事,一定要从‘怡情养性’做起,一定要于饱食暖衣、高官厚禄等等之外,别有较高尚、较纯洁的企求。要求人心净化,先要求人生美化。”主张“以情为本”的朱光潜自然十分推崇美育,不仅专门撰文论述美育,而且,他提倡的“人生的艺术化”本身就是美育的目标。

　　由于以养育人心为目标,审美功利主义思想具有突出的矛盾结构:无用—有用,无为—有为,出世—入世,审美—功利。现代美学家在中国儒家心性文化的传统框架里,把这些矛盾的方面融合在一起。与康德、席勒、叔本华、克罗齐等人的美学相比,明显更具现实性。但是,与中国古代美学相比,思辨性、系统性却大大增强。因此,审美功利主义美学是一种兼具超越性和现实性的美学,这里的“超越性”是中介,就像席勒所言,审美是人达到道德境界的中介;而“现实性”是目的,那就是新型国民,具体说就是情感纯洁、道德高尚的国民。当然,这种美学不同于“文以载道”式的文艺功能论,而是注重发挥美和艺术自身具有的对人的情感、意识乃至整个人文素养的作用力,区别于“政治工具论”和“道德工具论”。所谓审美功利主义也是就其强调审美内在育人功能而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