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配合大量泡沫论文的发表需求，它们或者扩大容量，增加期刊的厚度，压缩文章的篇幅，以容纳更多的发表者；或者降低门槛，放宽要求，把期刊变成没有思想、没有选题、只剩操作的发表“裸台”；更有一些期刊干脆明码标价，收取所谓的“版面费”，说穿了就是零敲散打地出卖其“担保权”和“鉴定权”。

　　泡沫之谓，用自然科学的话说，是指分散在液体和固体中的气泡，这种气泡一多，液体或固体的体积就会膨胀，内部结构便因此而疏松或空虚。学术泡沫之谓，是指混杂在学术真知中的假问题、假材料，以及以此为内容的论文、著作、会议、评奖、转载、排名、鉴定等等。它们也像气泡一样，把学术真知的“体积”无限撑大，而内部却空空洞洞。学术泡沫不等于学术不端，前者涉及学术能力，后者涉及学术道德；但如果学者都忙于生产学术泡沫，不仅说明学者的无能，更表明养育这个学者群体的时代的平庸以及民族精神的钝化和衰退。因此，从学术全局而言，学术泡沫对学术的蛀蚀，将比学术不端更加深入全面，因而也更难揭露、更难整治。

　　近几年来，在举国谴责学术失范的声浪中，学术泡沫虽然已经像学术不端一样声名狼藉，但实际上，它仍像臭豆腐，闻着很臭，吃着很香：它给一些人带来的何止是学位、职称、课题、奖金，甚至还有令人炫目的学术权力与“大师”头衔。这不能不使人想到，要根治学术泡沫，就要从产生它的机制、体制和生产者主体开始。于是我们看到在今年的全国政协会议上，就有诸多代表对学术的行政化发难。在这种行政化体制下，无论是教学、科研并重的大学，还是专事科研的社科院系统，都抛开学术自身的规律，建立了一套数字化的考评指标，它的要害就是脱离学术真知而片面地以论文数量为评判标准。行政化领导无疑从制度上鼓励了学术泡沫的生产。它迫使高校教师与科研人员只顾追求数量的达标，而把学术问题、材料的真假放在第二位，甚至完全抛弃。对此，政协委员、北京大学教授葛晓音说得最为率直：“目前很多学术泡沫都是高校的教师制造出来的，这和高校的评估机制有很大关系。”“现在我们都感到被牢牢地束缚在整套评估机制里面，抑制了创造力的发挥。”（参见《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3月9日第4版）这样，行政化领导—量化的考核指标—“被牢牢束缚”的广大学者，三者之间形成了泡沫生产的逻辑关系。在这一逻辑关系中，学者群体不仅完全失去了他们引以为豪的学术主体地位，而且更重要的，一旦丧失主体身份，就等于丧失了学术的尊严，于是他们便被动卷入泡沫生产的逻辑怪圈之中：为了应付达标，便要追求论文数量；庞大的数量又转化为行政化领导的GDP政绩；GDP政绩又使行政化领导更趋强势；强势的行政化领导反过来进一步在数量上对考核指标提出更高的要求；于是学者们开始新一轮的“应付”达标、追求更高数量的恶性循环，而学术泡沫也就随之一圈圈地放大。因此，“怪圈”之怪就在于学者为争取尊严与地位的努力在这一逻辑关系中全部被异化为束缚自身的力量，而且努力越大，束缚自身的力量也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