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白华是中国现代美学的奠基人之一,他对中华古典艺术精神的重新解释向来受到高度赞扬。在其“少年中国”时期,宗白华秉持了激情澎湃的进步立场。学术界一般认为,他的思想发生了由倡导激进变革到回归民族传统的思想“转向”。如此判断基于一种古今对立的历史叙事框架。然而,从典型的“五四”青年到“湖畔的散步者”,宗白华的学术轨迹其实存在着某种连续性。正是在“五四”精神的激励下,以宗白华等为代表的一代学人为中国现代美学奠定了坚实的根基。

　　“伟大创新的开端”

　　郭沫若和田汉等人是20世纪20年代“狂飙突进”运动的代表人物,他们后来同样转向了对民族身份与古老历史的重新关注。宗白华后半生对“中国美学”的理论奠基,与郭沫若、田汉通过写作历史剧塑造现代民族认同的文化策略有着根本上的一致。在他们那里,“少年中国”所代表的“五四”精神一以贯之,因此,宗白华的“转向”具有历史的共性。这种共同经历表明,真正意义上的革新并不在于抛弃历史,而在于依据时代所面临的问题,不断打开历史,通过重新解释古老传统为现代中国的文化生活提供源头活水。

　　1941年,在祝贺郭沫若五十岁寿辰的纪念文章中,宗白华回忆起自己在《时事新报》担任编辑时的往事。他对青年们寄来的稿件做出了高度评价:“这小小的书桌上象征着‘五四’时代的青年,朝气,希望,青年的纯洁,生活力和一个文化史伟大创新的开端——这创新直接着现在的抗战建国,它的历史的最后估价须待一百年后的史家……”宗白华强调,“五四”的核心是青年人及其“生活力”,文化史可以由此出发得到全新的讨论和解释。在思想与问题的交织过程中,“伟大创新的开端”不仅有望实现,而且必将孕育出未来的新中国。

　　新时代的人格教养

　　宗白华对中国文化、中国美学的热情,来自他作为“五四”青年的文化启蒙热情。“五四”的激情始于进步青年们对国家民族未来的忧患意识。正是因为内忧外患,宗白华才强烈主张通过教育启蒙来改良“旧社会”、塑造“新社会”。在“民族自强”方面,20世纪40年代“抗战建国”的进程体现出对“五四”精神的延续,体现出宗白华和郭沫若对文化史“伟大创新”理想的延续。郭沫若的文学成就在于,通过创作《屈原》《棠棣之花》等历史剧重铸爱国精神的传统根源;宗白华的学术努力则是延续蔡元培的美育路径,不断深化对“中国文化精神”的美学理论建构,为新时代的人格教养做出准备。

　　在《三叶集》中,宗白华渴望郭沫若成为歌德意义上的泛神论式的天才:与“大宇宙”和“小宇宙”融为一体,在其中凸显出创造性的灵感。宇宙的“意志”基于现代科学,在长久的体验和探索当中得到揭示,在日本海边、在解剖室的科学探索中得以实现。同时,这种充满活力的“意志”为人自身内部的生命激情提供了自然维度的奠基。于是,与宇宙万物一样充满“活力”的“自我”,也就构成了超越颓废、通向雄浑政治生活的现代人的主体性。唯有敏感的艺术家与诗人能够通过与宇宙自然的亲密接触把握这种“活力”的规律,以此为人类未来立法。在这个意义上,宗白华呼吁郭沫若成为“诗神”,希望文艺工作者能投身到认识自然、体悟自然的科学考察当中,发现超越一切人为尺度的更高的“自然规律”,并把这种“规律”用美妙的诗篇揭示出来,成为“引我们泥涂中可怜的民族入于一种愉快舒畅的精神界”的抒情启蒙者。这里的“自然规律”指的是一种全新的世界观、价值观,现代自然科学所发现的宇宙规律构成了宗白华诗学关于世界、国族与人生的本体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