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社会学是改革开放的时代产物。经过40年的建设和发展,中国社会学在人才培养、学科构建和学术反思等方面有了长足进步,但它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构建任务还很艰巨。习近平总书记在“5·17”重要讲话中提出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要“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的期待与要求,这激励着中国社会学人与时俱进、志存高远、勇担新的历史使命。

　　社会学重建与时代担当

　　改革开放催生的市场转型为中国社会生活变化带来了重要契机,随之引发的中国社会的结构性变迁以及由此形成的中国经济、政治、社会之间的独特关系,一直以来都是中国社会学界关注的重点。中国社会学学科重建于20世纪80年代初,之后不断有重要研究成果发表。比如,费孝通关于“小城镇,大问题”和“小商品,大市场”的调研报告与论断、陆学艺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和郑杭生的《社会运行论及其在中国的表现》,等等。这些研究成果呈现出来的共同特征是理论联系实际,既注重人文关怀,又兼顾资政启民,无不反映出当代中国社会学鲜明的自身价值、当代中国社会学人的时代担当和“主体性格”。

　　社会结构转型研究是中国社会学40年来成果颇为丰硕的重要领域之一,其讨论涵盖了传统发展社会学和现代化理论的主要范畴,并充满了交流对话。比如,通过对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转型过程的比较分析,有学者提出,这些国家的转型中有现代化的内容,但转型并不仅仅是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包含了发展,但也决不仅仅是发展;转型国家的转型过程之所以可以为发展提出新议题,是因为这些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相比,无论是在起始点还是现实的结构性制约条件,以及由此形成的发展逻辑上,都有着明显的独特性。有学者基于中国具体经验研究提出,社会发展是一种有方向性的社会变迁,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社会发展是通过社会结构转型和经济体制转轨的方式实现的;社会变迁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以及价值观都极具东方乡土文化特征;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主要是市场体制的转型,还不是完整意义上的社会转型;社会转型的主体是社会结构,是指一种总体的和全面的结构状态过渡,而不仅仅是某些单项发展指标的实现;在全球化背景下,我国经济体制改革逐步拓展到政治和社会生活各个领域,逐步带动了中国社会系统性特征的变化。由此可见,中国社会学人既有国际视野,但又不囿于西方既定的理论与方法;既重视从中国实践问题出发,但又坚持在国际比较分析中把握中国社会转型和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动力机制和基本逻辑。

　　中国社会学在40年的成长中,不仅开辟出诸多富有洞见的研究议题,还通过国内外同行间的学术对话,拓展了本土理论发展的开放取向;不仅加深了自身对中国社会转型复杂性的洞察与理解,还通过多专业方向的交流合作,提升了取长补短、相互借鉴的学习境界;不仅重视从反思和创新中谋求学术发展,还通过不同方式的“重新补一补课”,进一步认识了社会学理论的传统与脉络,从中国社会生活实际中发现真问题,在对“与世界联系中的中国”的深入分析中提出新范式的“文化自觉”,进而不断延伸自身话语的“解释链”。

　　研究者自我反省意识不断增强

　　中国的社会转型过程既不是西方现代化在中国社会土壤上的翻版实践,也不是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全盘否定和逆转。世界上并不存在一个最佳的社会转型模式,也不存在现成的社会转型模板。从一个侧面看,现实中的中国社会同时并存着传统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的运作逻辑,并在不同地区有着时空错落的并存样态。20世纪末以来,中国的社会组织方式、社会分工模式、社会运行机制以及社会管理体制发生了重要变化,但其开放性的经济与连续性的政体始终保持和谐共存。中国社会在40年里遇到了发达国家几百年工业化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但我们没有像发达国家那样有几百年时间来解决这些问题。

　　中国社会发生了怎样的系统性变化?研究者们从不同的维度作出了积极回应:中国社会转型的基本特征是在坚持基本政治制度不变的情况下,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是“另一只看不见的手”影响着资源配置和经济发展,潜在地推动着新旧两种体制的转换;从社会转型整体性与长期性相统一的特性上看,中国社会转型是一个涉及诸多领域的阶段式变迁过程,其中社会转型各相关要素之间虽不同步但互相关联;判断中国社会转型的标准,必须是社会生活在整体上发生了质的变化,而中国社会转型最终将带来生活世界的系统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