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4—25日,“新时代社会政策创新发展学术研讨会”在济南举行。与会学者围绕新时代人口发展、老龄政策、社会福利、社会工作、社会治理理论与实务等领域,交流社会政策研究中的新思考、新发现,探讨新时代背景下社会政策领域的新实践、新发展、新趋势。

　　多方面社会政策取得长足发展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洪大用在题为“新时代中国社会政策发展”的学术报告中提出,改革开放40年以来,我国在收入分配、就业、住房、健康等方面的社会政策取得长足发展,特别是扶贫和教育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

　　中国社会工作学会会长、北京大学教授王思斌提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走向“社会政策时代”。我国城市化快速发展、农民生产生活方式改变、国家经济实力增强、社会稳定发展需求等因素,都促进了我国社会政策的发展,如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医疗保险制度、城乡老人福利补贴制度、大病社会保险制度,取消农业税等举措,推动了社会政策实施体系的初步建立,使我国走向“社会政策时代”。尤其是经济体制改革以来,我国逐步建立了完善的社会政策体系,充分彰显了社会政策的保障民生功能和支持经济改革与社会稳定的功能。

　　济南大学政法学院院长梁丽霞表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迈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为中国社会政策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新动能,提出了新要求。社会政策作为解决社会问题、满足人们需要、提升民生福祉的一种重要手段,能够有力地回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提出的新课题。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翟振武提出,社会政策如何适应与满足新时代人口发展需求,解决当下最迫切的民生问题,实现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是当代社会科学研究的重大课题。

　　充分考虑新时代社会变化

　　时代的变革推动着社会政策的创新发展,学界需要敏锐观察社会发生的动态变化。厦门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学系教授胡荣提出,在新时代背景下,人们为了某种需求或达到某种目的,根据法律、法则、传统、风俗形成了较稳固而持久的关系,进而形成另一个全新的社会单位,它的出现呼唤社会政策的创新与发展。

　　社会政策和社会治理相伴而生,需要充分考虑社会治理发生的时代变化。南京审计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金太军认为,新时代社会治理的重点场域包括七个方面:基层社会治理、多元社会治理、差异社会治理、动态社会治理、虚拟社会治理、风险社会治理和底层社会治理。如何达到“底线公平”,在社会治理方面还要做很多工作。

　　从社会学角度来看,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在人口分布、人口结构、社会福利、人类发展指数、社会分化、信息分布、社会动力和环境发展等方面发生了特征性变化。洪大用认为,中国社会迈入新时代,社会政策要更加关注促进社会整合、保障改善民生、助力高质量发展和增进社会可持续性。

　　深化对政策实施过程的研究

　　建立科学高效的社会政策,有赖于学术研究提供智力支撑,而近年来我国社会政策的发展也为相关研究提供了实践观察的坚实土壤。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杜鹏在对老龄化相关主题研究文献的梳理中发现,学界研究主题的变化反映了我国老龄政策的发展,老龄政策导向变化促使研究主题发生变迁。为积极应对老龄化,学术界对人口老龄化的空间分布、人口老龄化与经济社会发展、老年健康研究、代际支持、退休研究以及特殊老年群体研究等传统议题的研究,促进了本土化老龄事业和产业发展,也促进了老龄政策发展。

　　学者认为,在新时代社会政策不断创新发展的要求下,从学科角度看,首先,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社会政策学科,才能深入研究社会政策;其次,要重视社会政策的比较视野,超越对西方的简单模仿和借鉴,达到对社会政策更加科学的认识;再次,要清楚意识到社会政策的根本目的不仅是解决社会问题,而是社会再造;最后,推进社会政策创新和发展,需要完善社会政策实施效果的科学评估、程序和方法,关注政策的功能分析。

　　王思斌提出,在社会政策的实施过程中,应注重政策实施的科学性,深化对政策实施过程的研究;从人民的满意度及获得感等方面充分考虑社会政策实施的社会效果;社会保障在量的增加与结构改进上协同推进。

　　关于未来推进老龄政策研究,杜鹏提出,老龄政策的发展得益于老龄基础性研究,包括相关调查数据的增多及老年学基础性研究的加强。老龄研究发展应以政策导向为指导,老年学研究应遵循社会发展规律,把握政策变动趋势;加强老龄政策的国别对比研究,深入探究中国人口老龄化之于世界的基本情况;立足全球视角,借鉴国际经验,同时考虑本土国情;从交叉学科视角进一步研究老龄政策问题,促使相关研究更加全面化、科学化。

　　此次论坛由济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全国民政政策理论研究基地(济南)联合主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