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作为新中国以毛泽东为首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在新中国前30年与毛泽东一道对社会主义实践作了艰辛探索。“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作为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对新中国的历史评价问题，倾注了大量心血，领导中国共产党对新中国历史做出了科学评价，统一了思想，凝聚了共识，保证了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

　　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倡导新中国历史经验总结的兴起

　　1977年10月9日，叶剑英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讲话，倡导理论联系实际，提出要用心研究党的历史，特别是着重研究“文革”以来的历史，正确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尽管叶剑英是在强调以党史研究的视角来推进“文革”以来的历史研究，但对国史研究也具有推动作用。无论从事党史研究还是国史研究首先碰到的问题就是是非标准问题。这同各个领域的拨乱反正一样，都同“两个凡是”方针发生了尖锐矛盾。于是一场思想界、理论界就“究竟以什么为标准来认识和判定历史是非”的激烈争论便开始了。1978年《人民日报》先后发表了《文风与认识路线》、《标准只有一个》。经过胡耀邦审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先于5月10日在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发表，11日在《光明日报》头版发表。文章发表后一方面引起了热烈关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与《解放日报》等报刊予以全文转载，全国地方媒体也纷纷转载，另一方面引来了一系列责难，被认为是“实际上把矛头指向毛泽东思想”，被认为是“反毛”、“砍旗”、“丢纲”。这样当一场关系到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原则分歧和争论必然要进一步展开时，邓小平、陈云、叶剑英、李先念、胡耀邦、徐向前、罗瑞卿、谭震林等一批老同志纷纷表明态度，公开支持这一讨论的开展，这一讨论很快越出理论界的范围，在党政军各界引起热烈反响，形成了全国性的群众性大讨论。据统计，1978年下半年，除中央单位外，各地就这一主题召开的研讨会达70余次，报刊上发表的文章650多篇。[1]通过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在全党全国范围内普及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为国史、党史研究的开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和群众基础。可以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作为判断是非的准绳和标杆，真正发挥思想解放作用是通过对新中国历史研究发挥出来的。

　　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停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路线，工作重心转到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实现四个现代化方面来，这在客观上需要对数量众多的冤假错案给予平反，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对党的历史，尤其是新中国历史做出恰当的历史结论。中央工作会议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对党中央在理论战线提出上的崇高任务是“领导、教育全党和全国人民历史地、科学地认识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功绩，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原理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2]这表明对于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的认识与评价是党中央在理论战线上的重要任务，只有对毛泽东给予正确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加以正确把握，才能为顺利实现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推动思想认识成果的新发展。

　　由于各种因素的制约，中央工作会议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对新中国历史的评价还是初步的，笼统的。整体上局限于对经验的总结。三中全会对于“文化大革命”观点沿袭了邓小平1978年12月13日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的观点。只是邓小平提出的观点，在今天看来对于正确理解新中国前后两个30年之间一脉相承的关系具有更为重要的价值。邓小平强调：“文化大革命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阶段，总要总结，但是不必匆忙去做。要对这一个历史阶段做出科学的评价，需要做认真的研究工作，有些事要经过更长一点的时间才能充分理解和做出评价，那时再来说明这一段历史，可能会比我们今天说得更好。”[3]从当时实际情形看，人们对于新中国前30年历史的反思并没有因此搁置起来，而是不间断地开展起来。

　　二、叶剑英国庆30年讲话与邓小平历史评价思想的转变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再次面临着“向何处去”的历史抉择。在这样的形势下，如何评价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如何评价新中国成立以来30年的历史就成为摆在党中央和理论工作者面前的重要任务。尽管全会也指出：“对于文化大革命，也应当历史地、科学地、实事求是地去看待它，适当的时候作为经验教训加以总结，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认识，是必要的，但是不应匆忙地进行”[4]。全会的这一认识延续了刚刚落幕的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邓小平所作《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报告中的观点。之所以这样做，并不是邓小平不想做出结论，但当时的主观和客观形势都不成熟，显示出思想上的谨慎和政治上的稳健。这些话语，一方面是邓小平对一些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被胜利冲昏头脑”的人的警告，另一方面也表明在邓小平看来中国不可能很快解决所有问题，不可以想当然地急于求成。尽管当时出于维护社会稳定的目的出发与政治策略的需要，邓小平等领导人认为中央可以暂时不对毛泽东和新中国的历史作出评价[5]，但为了看清楚未来的道路，统一处于理论争论和思想混乱状态中的人们的认识，反驳理论界出现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和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对毛泽东和新中国历史的污蔑否定之词，乃至与三中全会后，党内和社会上出现的反对三中全会的逆流[6]作坚决的斗争，抓紧对共和国历史进行深入研究、系统总结已经不可回避地提上了党中央和理论界的日程。

　　1979年6月，中共中央安排叶剑英在新中国成立30周年国庆典礼上作重要讲话，希望通过这个讲话对新中国30年的曲折发展历史作个总结，以达到统一思想界和理论界基本认识的目的。在讲话稿起草和反复修改的过程中，邓小平在对待新中国前30年历史的态度开始发生变化。1979年8月下旬，邓小平提出，“对历史是应该做点回顾的”[7]。9月4日，他又指出：讲话稿“还是要讲在三十年的历史上毛主席是有伟大功绩的，我们的一切成就是在毛泽东思想照耀下取得的”，“过去的三十年，是坚持、发扬四项基本原则同背离、破坏四项基本原则的斗争。……要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三十年的整个历史衔接起来，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大前提下写这个讲话。”[8]邓小平就修改讲话稿所提出的这些观点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使得讲话稿修改具有可操作性。在当时的条件下，这个讲话没有对新中国前30年的历史做出全面的总结，但也确实如邓小平所希望的，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1979年9月29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大会如期召开。叶剑英作的题为《光荣伟大的三十年》的主题讲话，对新中国成立30年以来的历史经验作了初步的概括总结。讲话“高度评价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革命家的不朽功绩，全面回顾了建国三十年来的战斗历程，深刻批判了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蓄意制造和推行的极左路线，初步总结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经验。”[9]讲话稿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30年概括为“光荣伟大的三十年”，“是中国人民同国内外敌对势力进行复杂斗争的30年，是经历了曲折道路而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巨大胜利的三十年”，同时又认为：“走过的道路并不平坦，既有过比较顺利的发展，也有过严重的挫折。同全国人民作出的艰苦努力相比，同社会主义制度应当发挥的优越性相比，我们的成就很不够。我们必须认真地总结经验教训，努力取得更大的成就。”[10]这个讲话对于正确认识新中国30年历史，廓清当时存在的理论迷雾、澄清历史是非发挥了积极作用，被誉为“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新长征的伟大的纲领性文件”，“在全国和全世界引起了极其强烈的反响”。[11]讲话在对一些具体重大问题的分析上，也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被有的学者称之为“讲话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突破了过去所讲问题的范围”[12]，为“全党正确总结历史经验，特别是澄清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一些重大是非问题奠定了基础”[13]。邓小平在这一时期关于新中国历史评价的讲话初步“概括了后来的决议中所提出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