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周座谈会”（以下简称“双谈”）是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建立的一种工作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爱国民主人士共商国是的一种方式。从1950年4月到1966年7月，全国政协共举行了114次“双谈”[1]，对协调统一战线内部关系，促进各党派团体合作起到了重要作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双谈”停止活动。1979年12月，邓小平亲自批准了全国政协机关党组关于举行“双谈”问题的报告，使“双谈”传统得以延续。[2]中共十八大后，全国政协在继承“双谈”传统基础上，创立了“双周协商座谈会”制度，使“双谈”重新回到中国政治舞台，并成为政协协商民主的经常化平台和重要品牌。通过对“双周协商座谈会”实施以来理论和实践的多角度剖析，并将其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双谈”加以比较，分析它的优势及其还需继续完善的方面，对于丰富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不断深化协商民主实践，均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协商形式：继承历史上“双周座谈会”传统并有所创新

　　2012年11月举行的中共十八大提出：“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要完善协商民主制度和工作机制，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重要渠道作用”[3]。十八届三中全会更是明确提出“增加协商密度，提高协商成效”[4]的新要求。为此，第十二届全国政协继续探索专题协商的实现形式，在广泛充分征求各民主党派、各专门委员会意见建议基础上，建立了“双周协商座谈会”制度。从1966年停止到2013年的重启，时隔47年，“双周座谈会”这一在“文革”开始后淡出政治舞台的“参政议政”重要渠道重新出现在公众视野中。

　　“双周协商座谈会”是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百余次“双周座谈会”的继承、创新和发展。从继承的角度看，“双周协商座谈”继承了“双谈”“神仙会”的优良传统。早年的“双周座谈会”也常被称作“神仙会”，指的是会议精神非常自由，基本就是“三自、三不”。“三自”：自己提出问题、自己分析问题、自己解决问题；“三不”：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抓辫子。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很长一段时间，“双谈”都是秉承着这一协商原则，成为各党派参政议政的重要平台。“双周协商座谈会”也发扬了这种精神，每一场座谈会的开始，与会人员围坐在一张椭圆形的会议桌旁，发言不分主次，允许现场插话，允许交锋，没有穿靴戴帽，没有空话套话，直奔主题，讲问题、谈看法、说建议。目的让大家畅所欲言，把问题谈深谈透，从而能够进行更为深入的讨论，形成更加科学有效的政策建议。

　　从创新的角度来看，“双周协商座谈”与历史上的“双谈”相比又有所不同，主要表现为规模更小、专业性更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双谈”是以参加政协全国委员会的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所推派的代表以及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为主体，主要目的是沟通思想，强调学习与沟通。从参会人数来看相对较多，甚至出现过一场会200多人的情况。[5]而“双周协商座谈会”更突出协商议政，　

　　座谈的目的是要形成有关建议或提案上报中央，开会的目的明确，专业性很强。参会人数也大大减少，每次座谈会邀请20人左右，参会人员主要是与座谈会主题相关的委员，其中大多数是相关领域的知名专家。同时，邀请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直接听取意见，以推动建言献策成果转化。讨论后，经报请中共中央正式批准，由全国政协办公厅、各民主党派中央、政协各专门委员会具体组织实施。并邀请相关部门到场，以保证打通政协与政府部委、党内与党外的沟通渠道，推动建言献策成果转化。这种小规模的座谈，每次都聚焦一个问题展开座谈交流，参与者也是有备而来，有的放矢，绝不空谈，座谈质量也得到了提升。

　　二、协商主题：聚焦中共十八大以来的一系列新政策，内容更加丰富多元

　　从协商主题来看，1950年4月到1954年6月的“双谈”主要围绕以下内容展开：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运动、亚太区域和平会议筹备情况等。1957年12月到1958年4月，“双谈”的内容主要是：民主党派思想改造、“反右”斗争、对“右派分子”的处理和民主党派整风问题等。1960年2月至1966年7月，“双谈”讨论最为集中的是“神仙会”及“双百”方针的问题，进一步加强统一战线的工作，为右派摘帽的问题，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继承“双谈”传统基础上，人民政协就进一步加强统一战线和政协的工作、国家经济发展重大问题、科教文卫以及社会治安等问题都进行了广泛的协商和交流。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随着全面改革进程加快，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社会阶级和阶层结构出现的变化，人民群众利益要求和愿望也日益多样化。如何有效整合和平衡各种利益关系，将改革开放的成果让最大多数的人共享，对于进一步推进改革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改革前后的政治实践也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协商运行的好坏，直接决定国家运行的水平与民主发展的程度。“双周协商座谈会”制度的创立，既是人民政协在新形势下的新创造，也是对上述需求的新回应。

　　“双周协商座谈会”每年年度计划安排由全国政协主席办公会议讨论后，经报请中共中央正式批准，在议题选择上，以“小题目作大文章”，坚持研究党和国家的重大关键性课题，研究涉及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战略课题。从2013年10月至2014年12月，已召开了24次。从协商主题来看，围绕经济体制改革核心问题，召开了“如何统筹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保持经济发展良好势头”（2013年10月22日）、“发展特高压输电，优化电力布局”（2014年5月15日）、“化解过剩产能过程中需关注和解决的问题”（2014年5月27日）、“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需要重视的问题及建议”（2014年8月21日）、“大力支持中小微企业技术创新”（2014年11月27日）等会议，从探索基本经济制度有效实现形式、完善现代市场体系、转变政府职能等方面积极调研议政，为推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建言献策；抓住法治中国建设这一重大改革课题，召开了“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2014年5月6日）、“利用大数据技术提升政府治理能力”（2014年6月12日）等座谈会，就支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完善行政执法体制等提出政策建议；围绕文化体制机制创新召开了“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着力提升原始与创新能力”（2013年12月5日）、“推进海外华文教育发展”（2014年4月17日）、“城镇化进程中传统村落保护”（2014年12月12日）等座谈，对统筹文化设施与内容配套建设、处理好政府主导与市场机制关系等提出意见建议，就建立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传统文化保护等深入开展调研议政；选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和生态文明建设领域重要问题，围绕“加强汽车尾气治理、减少城市大气污染”（2013年12月24日）、关于“核电和清洁能源发展”（2014年1月9日）、“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地水质保护问题”（2014年7月10日）、“利用水泥窑协同处置垃圾废弃物”（2014年10月30日）等开展协商座谈，为保护生态环境、建设美丽中国发挥积极作用；在关系国计民生的社会治理问题方面，就“改善大学毕业生就业创业环境”（2014年6月26日）、“构建医养结合型养老护理模式”（2014年9月25日）等出谋划策。[6]聚焦推动科学发展、全面深化改革中的重大问题和群众最为关切的问题出实招、谋良策，为全面深化改革、经济社会发展添助力、增合力。

　　“双周协商座谈会”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双周座谈会”相比，在座谈主题上更加丰富和多元。虽然都是围绕着党和国家的重大关键性问题进行协商座谈，但随着国家建设发展阶段的变迁，以及政协地位和作用的变化，座谈的主题也由新中国成立初期对抗美援朝、土地改革、过渡时期总路线等问题的探讨，演变为改革开放后对国家经济发展、科教文卫、社会治安问题，以至新世纪以来的科学协调发展、深化改革、环境保护、社会治理、司法公正等问题的探讨。与此前的协商座谈会相比，“双周协商座谈会”增加了许多反映国家和社会发展的新元素：如政府社会治理、生态环境保护、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等方面的内容；体现了中共十八大以来新一代领导集体全面深化改革、切实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进法治国家和法治政府建设的一系列重大举措。“双谈”主题从最初的以“时事政治”为主，组织民主党派学习和思想改造，逐步变为“双周协商座谈会”上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全方位多层次的探讨，主体从相对“单一”发展为日益“多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