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郭永虎，教授，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130012。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近代以来西方报纸涉藏报道研究》（12BZS088）和《后冷战时代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对亚太区域安全格局的型塑研究》（14XSS008）的拓展研究成果。

　　新中国成立后，香港成为美国对华意识形态宣传和渗透的前哨基地。作为对华“软遏制”政策的组成部分，美国在香港的意识形态宣传和渗透活动可视为其实施对华“和平演变”政策的肇始，这给当代香港社会和民众心理带来了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从研究现状来看，学界对此问题的研究仍比较薄弱。（相关研究主要有张杨的《亚洲基金会：香港中文大学创建背后的美国推手》（《当代中国史研究》2015年第2期）、于群和程舒伟的《美国的香港政策（1942~1960）》（《历史研究》1997年第3期）、翟韬的《美国对东南亚华人宣传政策的演变（1949~1964）》（《美国研究》2013年第1期），等等。）[1]本文以美国解密外交文件为依据，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在香港的意识形态宣传和渗透及其影响进行初步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一、美国在香港的意识形态宣传载体及其传播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中苏结盟和朝鲜战争爆发后，杜鲁门政府加紧了对中国意识形态宣传和渗透活动的部署。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在NSC48/4号文件和NSC10/5号文件中提出，美国对中国实施心理宣传战的目标是：“在中国内外培育反共因素”；“降低中国的军事和政治声望的影响，诱发中国内部矛盾冲突”；“增强资本主义国家对美国的向心力”。［1］在此背景下，香港成为美国对华意识形态宣传和渗透的前哨基地。这主要是因为：首先，美国将香港作为展示所谓“自由世界”的窗口，广泛传播美国的价值观，争夺意识形态阵地。其次，朝鲜战争后，中美关系全面对立，在美国对华实行全面孤立和封锁的背景下，香港是距离美国对华意识形态渗透最近的地区。再次，香港中文传媒文化资源丰富，信息交流和人员流动频繁，意识形态交锋尖锐，对内地有一定的辐射力。因此，美国十分重视香港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价值。1949年11月16日，美国驻香港总领事兰金密电美国国务院：“在目前情况下，最关键的地点，是在日本海、黄海和中国海这些地区。也就是在韩国、日本、琉球、台湾、香港和印度支那。这些地点，不但在严格的军事意义上，而且在经济上和心理上，都是重要的。我之使用心理上这个说法，是有意指出，这些战略要地一旦丢失，将对共产党威胁下的其他地区的民心造成严重的打击；同样重要的是指出，这些基地在保持与中国人民的接触方面具有实际价值和政治价值”。［2］

　　（一）美国新闻处在香港的意识形态宣传和渗透

　　新中国成立伊始，美国在香港进行宣传的重要机构——美国新闻处（1953年改为美国新闻署。）[2]驻香港办事处（以下简称香港美新处）在美国对香港意识形态宣传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该机构成立于1949年，下辖宣传八部，即录音、翻译、出版、发行、图书馆、媒体、电影和广播。按照美国心理战略委员会的统一部署，成立香港美新处的主要目标是：破坏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及其支持的资源，给反共分子以希望和鼓励，并制造反共情绪和行动［3］；创造支持美国和资本主义价值观的氛围；抵制反美宣传，增加对共产主义信仰的怀疑，激发民众对新中国政权的不满［4］。总体来看，20世纪五六十年代，香港美新处在香港的意识形态宣传涵盖了广播、电影、传统纸质媒体、图书出版和翻译、文学创作等多种形式。

　　对外广播是冷战时期美国心理宣传战的主要手段之一。新中国成立前后，香港美新处已经开始在香港广播，宣传的主题和内容以反华反共、美化资本主义制度为主。1951年下半年香港美新处在香港的广播时长为330小时，1952年上半年的播出时长为346小时。［5］由于香港美新处在香港进行广播受制于英国，因此，它主要借助了香港两家本地电台——“丽的呼声”和“香港无线”的力量，由它们代为播送节目。香港美新处还有一项重要工作是制作汉语录音节目。按照受众群体的不同，节目内容划分如下：汉语采访内地“难民”；为“难民”和名人准备声明；为策反监听“美国之音”的中国共产党干部而录制的15分钟普通话版“学习”节目；每周闽南话版“学习”节目；针对海外华人录制了普通话版的“中国一小时”节目；每周粤语版“中国一小时”节目；中国新闻分析；反共歌曲；青年读书会节目。其中，“中国一小时”节目是以通俗娱乐的形式，例如话剧、机智问答、汉语流行歌曲等来渗透反共思想，期间还插播10分钟的政治宣传。该节目还以介绍反共艺人或者出版商广告的方式，以支持在香港的反共事宜。［6］

　　为传播美国的价值观，香港美新处还在香港实行了“图书翻译计划”，组织并资助了大规模的美国文学作品翻译项目，其具体流程是：先由香港美新处策划出版图书翻译项目并代为购买版权，等汉译工作完成后再与香港本地出版机构进行合作，全部出版费用由香港美新处负责。20世纪五六十年代，香港美新处组织翻译了大量当代美国文学作品，包括张爱玲在内的许多移居香港的作家都参与其中。然而，“翻译并非在真空中进行”，香港美新处的用意是：通过对美国文学的翻译向中文读者传达美国社会的价值观和理念［7］；海外华人、留学生和学者通过阅读这些书籍，将会对“自由世界”充满好感［8］；让读者在阅读、欣赏文学时更加了解美国文化的传统与特色，进而接纳其意识形态。为增加书籍的原创性，影响香港本地居民群体，香港美新处还策划了反共文学作品的创作，包括小说、报告文学、人物传记、连环画等文学形式。在香港美新处的高额资助下，反共文学作品稿源丰富，进而滋生了一批反共作家。张爱玲到香港之后，与香港美新处保持密切联系，其作品《秧歌》和《赤地之恋》专门为香港美新处订制，带有鲜明的反共印记。

　　期刊也是香港美新处对华宣传的重要宣传载体，其特点是出版周期快、通俗性和可读性强，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期刊是《今日世界》和《四海》。《今日世界》为半月刊，由香港美新处注册，拥有相当数量的青年读者，发行量大，覆盖面广泛。据美方估算，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该杂志发行量可达10万~?15万份，“大约每十个香港人中即有一人是这本美国杂志的忠实读者”。［9］《四海》是月刊画报，发行量约3万~?4万份。［10］每期杂志至少包含一篇反共文章。除此之外，香港美新处还办有《周日》、《电影副刊》、《故事画报》等杂志，这些期刊的共同特点是“寓反共于娱乐”。

　　（二）意识形态渗透形式的多元化

　　美国在香港开展的意识形态宣传和渗透涵盖了多种传播媒介，除了图书和期刊外，还包括宣传册、新闻故事和专题文章（配插图）等。香港美新处开展的“中国报道项目”还实行了信息共享机制，即其获得的全部素材都提供给美国使馆和外国媒体使用，最新的新闻素材和背景资料直接通过航空邮件以“中国报道服务”的名义寄往国外媒体。

　　美国非政府组织也参与香港文化产品的生产。其中，有代表性的是美国亚洲基金会，其资助的出版社有亚洲出版社、友联出版社、今日世界出版社、自由出版社、人人出版社和高原出版社等等，这些出版社办有《文坛》、《学友》、《自由月刊》、《自由阵线》、《民主评论》、《自由人》、《人人文学》、《大学生活》、《六十年代》等杂志。美国非政府组织还帮助香港制片商生产反共华语电影。1953年，香港媒体出版人张国兴获得美国福特基金会和亚洲基金会的大量资金支持，在香港创办亚洲影业有限公司。在反共意识形态的主导下，1953~1960 年期间出品的电影作品多采用动人情节、伦理叙事、悲情策略，推出了《传统》、《满庭芳》、《半下流社会》、《长巷》、《擦鞋童》等11部隐性或显性的反共电影。［11］

　　为了影响香港报业传媒的负责人和从业人员，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还通过美国信息与教育交流项目邀请他们赴美参观，以增加他们对美国的感性认识，进而拉近与美国的关系。例如，1952年，《星岛日报》的编辑就接受了该项目的资助。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认为上述人员的旅美活动的价值是无价的，希望他们将来能传播亲西方的观点。［12］1954年，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曾邀请香港《英文虎报》的创办人胡文虎参加赴美游历。胡文虎属于传统的保守派，他对西方持怀疑态度。因此，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认为，如果能邀请其访美，进而改变其对美国社会的既有认知，其意义不言而喻。胡文虎访美期间，从护照办理到陪同翻译，香港总领事馆都给予了无微不至的照顾。至于访美的效果，据美方官员自称，“胡文虎通过游历美国，对美国的态度发生了明显的改变”。［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