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新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多、底子薄的发展中社会主义大国，既要加快经济发展，又要兼顾人民生活，因此新中国建立以来的 65 年里，如何处理积累与消费的关系，始终是党和政府努力探索的重大经济问题，尤其是今天我国进入经济发展的新常态，面临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更需要处理好积累与消费的关系。而这个关系又不是固定不变的，它在不同的经济体制、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发国际环境下变动不居，因此需要我们站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上， 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去认识和解决这个问题。在这方面，陈云同志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思想财富和历史经验。论文内容主要分为四个部分：一是积累与消费关系在新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中的重要性、与党的宗旨和国家的性质的关系；二是计划经济时期陈云的认识、实践和贡献；三是向市场经济转变时期（改革开放以来）陈云的认识、实践和贡献；四是陈云的认识和实践对我们今天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处理好分配关系的启示。

　　作者简介：中国社会科学院 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博士后工作站合作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主要代表作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中国共产党与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研究》等。

　　中国是一个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发展不平衡的社会主义国家，因此如何处理后积累与消费的关系，至关重要，也是新中国建立 65 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在全力探索和需要处理好的重大经济关系之一。陈云同志作为新中国建立后党和国家的领导人，长期领导经济工作，始终高度关注这个问题，他在认识和处理积累与消费关系方面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思想财富和历史经验，对于我们今天在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处理好积累与消费的关系，有效扩大内需、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都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作用。

　　一、积累与消费关系的重要性

　　新中国建立之前，不仅是一个人口众多、人均耕地少的传统农业国家，而且经过长达 140 年的我国列强侵略、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掠夺，以及长期战乱的破坏，处于发展经济学所说的“贫困陷阱”。 [1] 所谓的“贫困的陷阱”，实际上就是由于经济落后而没有资本积累，从而不能实现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新中国建立后，就是要加快工业化，突破这个陷阱。

　　中国由于人口多、底子薄、人均资源少，新中国建立初期 80% 以上的人口在传统农业里，温饱问题尚未解决，因此人均剩余很少。 1952 年国民经济恢复任务完成后中国的经济总量超过了旧中国最高年代，但是中国大陆的人均国民收入，只相当于美国的 2.3%，苏联的 10.3%，英国的 5.2%，法国的 4.7%，西德的 6.9%，日本的 22.2%。从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来看，就更落后了，当时煤炭产量仅相当于同期美国的 7.4%，苏联的 18.9%，英国的 14.6%。至于发电量，只相当于同期美国的 1.6%，苏联的 6.1%，英国的 9.7%，法国的 18%，西德的 12.9%，日本的 14.1%，人均发电量则仅为美国的 0.4%，苏联的 2.2%，英国的 8.4%，日本的 20%。 [2] 毛泽东曾形象地说过，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

　　新中国成立之初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国。 早在清朝后期， 人口与耕地的矛盾已经十分尖锐。当时就有人形象地说：“人多之害，山顶已植黍稷，江中已有洲田川中已辟老林，苗洞已开深箐，犹不足养，天地之力穷矣。种植之法既精，糠核亦所吝惜，蔬果尽以助食，草木几无孑遗，犹不足养，人事之权殚矣。” [3] 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 1949年 7月 30日关于送呈《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致总统杜鲁门的信中即说：“在形成现代中国之命运中，有两个因素起了重要的作用。（第一个因素）是中国的人口，在十八、十九世纪增加了一倍，因此对于中国成为一种不堪重负的压力。（近代史上）每一个中国政府必须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政府是成功的。国民党曾企图用制定许多土地改革法令的方式，以谋解决这个问题。这些法律中有的失败了，另外则遭忽视。国民政府今日所面临之难境，大部分正为了它不能以充分的粮食供给中国民食，中共宣传的大部分，就是由他们将解决土地问题的诺言所组成。” [4]

　　再 从当时的农业来看，形势更为严峻。 1952 年，不仅我国第一产业就业人员占总经济活动人口的比例高达 83.5% ，而且农业人均生产资料非常缺乏， 据 1954年国家统计局的调查，全国农户土地改革时平均每户拥有耕畜 0.6头，犁 0.5部，到 1954年末也才分别增加到 0.9头和 0.6部。 加上人多地少，农业能够为工业化提供的剩余非常少。

　　当时的工业非常薄弱， 1952 年 工业产值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17.6% ，其自我积累的能力也非常有限 [5] 。 1952 年国民经济恢复任务完成时，中国大陆的人均 GDP仅为 119元人民币，人均储蓄存款仅为 1 ． 5 元人民币，国家外汇储备仅为 1 ． 39 亿美元。 1952 年， 我国的城乡人均储蓄只有 1. 5 元，国家的外汇储备 1. 39 亿美元，财政总收入 183. 7 亿元，用于经济建设的资金尚不足 100 亿元。 [6]

　　而严峻的国际形势有需要加快工业化步伐。因此如何解决积累与消费的矛盾，既要为工业化提供必要的资本积累，又要保证人民的基本生活以及逐步有所改善，因为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必须代表和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要求，不能走资本主义国家那种牺牲人民群众利益或掠夺国外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办法来为工业化积累资金。

　　工业化主要是以国家为单位推进的，因此在世界范围内，工业化的推进必然伴随着资源配置向先行工业化国家倾斜，即落后的传统经济国家和地区处于被动的低端，利润流向新兴工业国家。从历史上看，这种流动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政府依靠战争、不平等条约等强制手段，直接或间接掠夺殖民地、半殖民地以及经济落后国家（即看的见的手）；二是通过投资、贸易等经济手段（即看不见的手），依靠资本、技术和垄断来完成的。在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以前，工业化国家的竞争主要表现为第一种方式，这就是马克思所概括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和对外扩张，列宁所概括的帝国主义战争性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世界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方面出现了与帝国主义阵营相抗衡的强大社会主义阵营，另一方面，在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浪潮中形成了一大批不容忽视的发展中国家，但是战争的阴霾并没有散去，冷战格局的形成和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等都对中国的国家安全和统一构成了威胁。 “落后就要挨打 ”是中国人民 100多年来的惨痛教训。正如毛泽东亲自修改审定的“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所指出的：“因为我国过去重工业的基础极为薄弱，经济上不能独立，国防不能巩固，帝国主义国家都来欺侮我们，这种痛苦我们中国人民已经受够了。如果现在我们还不建立重工业，帝国主义是一定还要来欺侮我们的。”

　　1949 年新中国建立时的国民经济，又经历了长期战争的破坏、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疯狂掠夺，更加残破，留给新中国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经济凋敝的贫穷落后的农业国摊子。因此，正如毛泽东亲自修改审定的“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所指出的：“我国在国民经济发展水平上还是落后的、贫穷的农业 国，还 是 不 能 自 己 制 造 汽 车、拖 拉 机 、飞 机 ，不 能 自 己 制 造 重 型 的 和 精 密 的 机 器，没 有 现 代 国防工业的国家。在一九五二年，我国钢的年产量平均每人约二点四公斤，苏联平均每人约一百五十余公斤；我国棉布的年产量平均每人可得约九公尺，苏联每人可得约二十三公尺。因此，在革命胜利后，我们党和全国人民的基本任务就是要改变国家的这种经济状况， 在经 济上由落后的贫穷的农业国家，变为富强的社会主义的工业国家。”

　　二、计划经济条件下陈云处理积累与消费关系的思想

　　国家有限的财力与即将开始的经济建设所需要的巨额资金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缺口，而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以及第一次台海危机又使得新中国必须加快工业化的步伐，此时苏联又答应全面援助中国经济建设，特别是尖端科技和国防工业，这也是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于是为了将极为有限和非常分散的农业剩余集中到国家手中以加快工业化，中国就需要建立 起一个既保证高积累又保证社会稳定的体制，而 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 正好能够满足这个要求。因此从 1953年起，新中国开始 向社会主义过渡。 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确实保障了剩余索取和投资达到了最大限度。根据发展经济学和“贫困陷阱”假说，一个国家经济起飞的重要条件之一是投资超过 GDP 的 11% 。旧中国经济最好的 193 1 ～ 1936 年，资本积累率 6 年中有 4 年为负数，最高的 1936 年也仅为 6.0% 。 [7] 而新中国 1978 年以前的资本积累率远远高于 11% ，最低为 1963-1965 年的 22.7% ，最高为“四五”计划时期的 33.27% ，被认为最合理的“一五”计划时期则为 24.2% 。

　　1956 年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建立以后，虽然使得国家拥有强大的资源动员和配置能力，保证了“一五”计划的顺利完成。但是计划经济体制所产生的“投资饥渴”也如影随形，始终成为干扰正确处理积累与消费关系的关键因素。 [8]因此，在 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作为长期主管经济工作的陈云同志，高度关注积累与消费的关系。正如他在 1953年制订农产品统购统销政策时所形象地说“ 我现在是挑着一担‘炸药’，前面是‘黑色炸药’，后面是‘黄色炸药’。如果搞不到粮食，整个市场就要波动；如果采取征购办法，农民又可能反对。两个中间要选一个，都是危险家伙。” [9] 虽然这里讲的是统购统销，但是实际上反映的是积累与消费的关系。

　　早在 1954 年陈云负责起草“一五”计划草案时，就注意到了积累与消费的平衡问题。 1954 年 7 月，针对“一五”计划编制中的问题，陈云提出了中国经济计划中需要遵循四大平衡——物资平衡、财政收支平衡、购买力与商品供给平衡、信贷平衡——的思想，并强调，“各生产部门之间的具体比例，在各个国家，甚至一个国家的各个时期，都不会是相同的。一个国家，应根据自己当时的经济状况，来规定计划中应有的比例。……我国因为经济落后，要在短时期内赶上去，因此，计划中的平衡是一种紧张的平衡。” [10] 中国需要快速地进行经济建设，但同时经济发展计划的制定也必须符合中国的国情国力。 1956 年 10 月 23 日，陈云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发言时又指出：“我国的建设规模究竟应该多大，是个根本性的问题。前三年的建设基本上按计划进行，今年规模大了。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的矛盾要很好解决，现在国内市场很紧张，人人都有意见。今后搞建设，粮食、肉、植物油等吃的东西必须得到保证。” [11]

　　 1957 年 1月，陈云系统地总结了建国以来有关综合平衡的经验教训，提出： “建设规模的大小必须和国家的财力、物力相适应 ”的平衡发展理论。陈云还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提出了 5条防止建设规模超过国力的制约方法：（ 1）财政和信贷都必须平衡，而且应略有节余；（ 2）物资要合理分配，排队使用；（ 3）人民购买力的提高必须同消费品的可供量相适应；（ 4）基建规模与财力物力之间的平衡，不单要看当年，而且必须瞻前顾后；（ 5）重视农业对经济建设规模的约束力。 [12]

　　三年“大跃进”造成国民经济严重失衡后，从 1961年开始我国经济进入调整时期，陈云受命于危难之际，为了尽快走出经济困境，陈云领导中央财经小组于 1962年首先从调整积累于消费关系入手，大力压缩基本建设投资规模，以使积累率降下来。 1961年基建投资比上一年压缩 23%， 1962年又比上一年再压掉一半；压缩积累率， 1962年积累率下降到 10.4%，到了 1964年经济回升后，才回到比第一个五年计划（ 24.2%）还要保守的 22.2%。 [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