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85年6月4日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邓小平作了一次引人注目的发言。他提到，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通过对世界大势和周围环境的分析，中国在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和对外政策上实现了两个重要转变，即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的危险很迫近的看法，改变了过去我们所奉行的“一条线”战略。[1](pp.126-128)这一思想，即学术界后来所称的新时期中国外交的“两个转变”。

　　“两个转变”外交思想提出以来，尽管天下并不太平，但是在此指引下的中国，其崛起的步伐却始终稳步向前。这说明，这一思想经受住了时间与历史的考验。正因为这个原因，对这一思想的研究始终受到国内学术界的重视。以往的研究表明，“两个转变”不仅是邓小平外交思想的一个理论结晶，还是理解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外交思想发展脉络的一把关键钥匙。

　　今年，适逢“两个转变”外交思想提出30周年。为深入研究这一深刻影响当代中国的重要思想，笔者力图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当前的国内外形势，对这一思想的提出历程、基本内涵及其深远影响作进一步的探讨。

　　一、历史转折的实现：“两个转变”外交思想的缘起

　　作为新时期中国政府在对外政策上一个重要指导思想，“两个转变”的提出并不是凭空与偶然的，而是有着十分复杂、深刻的历史背景。

　　（一）20世纪70年代中共在两个重大问题上的基本认识

　　20世纪70年代，在两极争霸的背景下，随着美苏双方攻守形势的易势，整个国际关系呈现出一种剧烈变动的复杂局面。其表象之一便是在西太平洋地区逐步形成了中美苏战略三角及由此而来的各方博弈。在此局面下，这一地区先后出现了诸如中苏边界武装冲突、尼克松访华、美苏签署《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以及新中国第三次建交高潮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这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深刻影响了整个70年代中共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和对外政策的制定。最能反映这一认识的，无疑要数1973年的中共十大和1977年的中共十一大。

　　1973年的中共十大，在对国际形势的判断上，其基本要点有：一是当前国际形势的特点是天下大乱，“山雨欲来风满楼”；二是美苏争霸是世界不安宁的根源；三是美苏既争夺又勾结。苏联是声东击西，其真正的战略重点在欧洲；而西方则想把祸水引向中国。据此，在对外政策上中共十大提出：要加强同一切受帝国主义侵略、颠覆、干涉、控制和欺负的国家的团结，以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特别是反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2]

　　1977年的中共十一大，在对国际形势的判断上，其基本要点有：一是在革命因素继续增长的同时，战争因素明显增长；二是苏美是新的世界大战的策源地。但在苏联取攻势、美国居守势的战略态势下，苏联具有更大的危险性；三是苏美争夺虽遍及世界各个角落，但其重点仍为欧洲；西方有绥靖思潮，不仅幻想用妥协退让的办法保持和平，还幻想将苏联推向中国。据此，在对外政策上中共十一大提出：要对苏美发动新的世界大战做好一切准备，要联合一切受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侵略、颠覆、干涉、控制和欺负的国家，以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反对苏美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3]

　　尽管中共十大、十一大在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等方面还存在着明显错误和不足，但是这两次重要会议，却较为全面、集中地反映出其时中共在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和对外政策的制定等两个重大问题上的基本认识。简言之，这就是：美苏争霸是世界动荡的根源；战争因素明显在增长，苏联已经成为引发战争的主要威胁；中国需要构建起一条最为广泛的国际反霸统一战线，以反对可能到来的世界大战。

　　（二）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与“两个转变”外交思想问题的由来

　　历史的发展往往不是一条直线。进入70年代末期以后，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在上述两个重大问题上，中共很快便出现了新的变化。这种变化产生的根本原因，就在于1978年底中国所发生的历史转折。

　　1978年12月间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当代史上一个重要转折点。这次全会，不仅全面纠正了“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还作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从而实现了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历史的新时期。此后，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便成为“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全国人民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和“决定祖国命运的千秋大业”。[4](pp.208-209)

　　那么，如何才能确保这一“中心任务”和“千秋大业”呢？对此，中共高层逐步形成了这样一些共识：要加快现代化建设的速度，就必须在立足国内的同时，打开国门走向世界，以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扩大出口，增加外汇，发展对外经济合作，等等。[5](p.327)共识虽然形成了，可要在千头万绪的实际工作中去落实这些宏大设想，却还需要在理论上回答前述的两个重大问题。即：如何看待发展变化了的国际形势，以及如何因时顺势地制定新时期中国的对外政策。

　　就在中国实现历史转折的同时，整个国际关系、国际形势也处在一个“转折性年代”。[6](p.前言.1)这突出地表现在：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一场新科技革命在全球范围内蓬勃兴起。在这场新科技革命的推动下，改革、调整的浪潮开始遍布于不同类型的国家，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也藉此进一步凸显；而且，随着经济和科技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进一步上升，大国间的战略重点也日益从争夺短期和军事优势转向长远和综合国力的竞争。[6](p.前言.3)显而易见，在此形势下，原先那种认为“战争迫在眉睫”的判断已经不能准确反映发展变化了的世界大势，原先那种坚持革命与战争的时代观也已经不能科学揭示发展变化了的时代潮流。

　　可见，“两个转变”问题的缘起，从国内来讲，这是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后国内形势发展的一种必然要求；从国外来讲，这是中共对发展变化了的世界潮流的一种思考和适应。对此，邓小平曾深刻指出：“我们对外政策都是根据我们对国际问题总的看法和总的分析得出来的。”[7](p.327)“我国对外工作的首要任务是争取和平，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8](p.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