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委近日下发文件，出台从严管理干部20条具体措施。其中，“严格规范干部社会交往、生活交往，不允许利用同乡会、同学会、同事会、战友会等搞相互提携、互通款曲，严肃查处干部传谣、造谣行为”等条款，把管理延伸到社交圈、生活圈，加强对干部8小时之外的监督。（《人民日报》4月13日）

　　一段时间以来，不少落马官员自曝，其失足落马多与日常的各种圈子有关联。比如，南京市原市长季建业，其九成受贿赃款来自3名朋友，他在法庭最后陈述时表示：“回过头来看，我的主要问题发生在一个20多年的朋友圈。”而贵州省委原常委、遵义市委原书记廖少华也未能跳出这样的“腐败俗套”，即便到了法庭上，他依旧自称是被身边“朋友”拉下了水。

　　其实，官员落马本质上仍在于个人底线的失守与价值观的扭曲，先有官员在对待权力、金钱等问题上的摇摆不定，然后才会在“朋友”、“同乡”、“下属”、“战友”等人际关系的侵入下，屡次实现权钱交易、利益输送。

　　将个人贪腐归咎于各种社交圈、生活圈，尽管未必全是卸责，至少也是在部分推脱个体的责任，并不足取。贪腐就是贪腐，落马官员首先应该检视的，是自己为什么会丧失警觉，一头扎进以权换钱的泥淖而不能自拔？

　　江苏省此番严管干部的社交圈、生活圈，将管理触角延伸到官员的8小时以外，不是对官员私生活的粗暴干预，更不是不允许官员有正常的人际交往，而是一种“为官有所不为”的善意提醒与警示。

　　这种措施能不能真正起效，关键点其实并不在于让官员远离同乡会、同学会、同事会、战友会等场合，而在于官员自身能不能禁得住利益诱惑，能否管得住自己手中的权力。一方面，并不是所有的人际关系都是负能量，也不是所有的人际关系都必然通向腐败，只要官员分清公域与私域，边界清晰，人际关系就可能是积极和健康的，甚至还有可能有助于其调查研究、接触实际。

　　另一方面，除了禁止官员与“朋友”相互提携、互通款曲之外，还应该辅以严格的制度，以避免决策于私门、私人。这就要求尽快完善对权力的监督与约束，在选人用人制度、经济运行制度等方面，明确相关程序，扩大信息公开，畅通监督举报的渠道，务求公开透明，只有这样方才可能减少个别官员私下干预的可能。

　　说到底，权力本身往往有着“任性”的冲动，即便不是为了贪腐，也会产生某种脱离约束的力量。惟有多画一些“圈儿”，多一些眼睛盯着，做到权责相当，方才有可能驯服桀骜不驯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