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编地方志30余年的实践来看，修志同仁的不断探索逐步形成了比较系统和完善的当代修志理论，并在实践中发挥着作用，其中，在志书编修的实践中，遇到了一系列的实际问题，更多的是在摸索着研究，在研究中实践，有的是成功的，有的则难以认同，不能登大雅之堂。其实，不少问题，我们的前辈已经在修志实践中，达到了较为成熟的认知水平，进而形成了相应的方志编修理论。长期以来，从事修志具体工作的同仁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而更多的使古代的方志学家及他们的理论停留在学院中。以章学诚为代表的古代方志学家，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对他的一系列理论应深入研究，在具体的修志工作实践加以继承并发扬光大。 

　　章学诚( 1738- 1801), 清代乾嘉时期著名的史学家和方志学家。字实斋, 号少岩, 浙江会稽(今绍兴)人, 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进士。章学诚一生致力于编修史志和进行史学方志学理论的研究, 自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至五十八年（1793年）, 先后主编了《和州志》《永清县志》《亳州志》，主持《湖北通志》的编修，留有《湖北通志未成稿》《湖北通志检存稿》，在修志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升华到一定的理论层面。故有“方志学之成立, 实自实斋始”[1]之说，章学诚成为中国方志学的奠基人。就体现章学诚方志理论的核心代表从《方志立三书议》《州县请立志科议》《报广济黄大尹论修志书》《记与戴东原论修志》《答甄秀才松年论修志第一书》《修志十议》等著述中可以充分体现出来。章学诚的地方志编修理论尽管产生于近200年以前，但是对于今天社会主义新方志的编修仍然具有难以估量的现实意义和作用。 

　　一、在新编地方志中首要面对的问题是机构问题，章学诚提出了要建立修志机构，并详细阐述了机构的职能。 

　　《地方志工作条例》第四条明确“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本行政区域地方志工作的领导。”几任中国地方志的主持者都反复强调修志机构的设置是完成好地方志编修的关键，进而由李铁映为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组长，明确提出了“一纳入，五到位”[2]的要求，“一纳入”，即把修志工作纳入各地经济社会发展计划和各级政府的任务之中。“五到位’”即领导到位，机构到位，经费到位，队伍到位，条件到位，这些是保证地方志工作的基本保证，实践证明，哪里做到了一纳入，五到位，就能够保证志书的编修，就能够修出佳志，而在200年前，章学诚就明确提出了设置相应机构的主张，提出“州县之志, 不可取办于一时,平日当于诸典吏中, 特立志科。佥典吏之稍明于文法者, 以充其选; 而且立为成法, 俾如法以纪载,略如案牍之有公式焉。则无妄作聪明之弊矣。积数十年之久, 则访能文学而通史裁者, 笔削以为成书,……。如是又积而又修之, 于事不劳, 而功效已为文史之儒所不能及。”章学诚的这些主张并不是急就章，并不是短视的一蹴而就，不是为了应付一本志书的完成，而是建立在一项事业之上的。进而提出了建立机构，使资料得以系统的收集和整理，进而为修志奠定雄厚的资料基础；明确志科收集的资料包括：其一“官长师儒, 去官之日, 取其平日行事善恶有实据者, 录其始末可也。”其二“所属之中, 家修其谱, 人撰其传志状述, 必呈其副。”其三“学校师儒, 采取公论, 核正而藏于志科可也。”其四“所属人士, 或有经史撰著, 诗辞文笔,论定成编, 必呈其副, 藏于志科, 兼录部目可也。”其五“衙廨、城池、学庙、祠宇、堤堰、桥梁, 有所修建, 必告于科, 而呈其端委可也”。其六“铭金刻石, 纪事摛辞,必摩其本而藏之于科可也。”其七“宾兴乡饮, 读法讲书,凡有举行, 必书一时官秩及诸名姓, 录其所闻所见可也。”[3]所列种种其实包括了我们当今志书所包括的记述范围，就是自然、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 

　　设置志科，在章学诚所涉及的工作范围还包括了，相应的收藏保管功能，近乎于我们现在的方志馆，“置藏室焉, 水火不可得而侵也; 置锁椟焉,分科别类, 岁月有时, 封志以藏, 无故不得而私启也。”[4]从这些文字，我们还可以清晰的体会到，“无故不得而私起” ，可以看到，志书编修的官书性质，志书机构设置的严肃性。 

　　综上所述，章学诚对修志机构的认知是明确的，对其所担负的职能时至今日仍然很到位，有些他提到的要求至今我们作起来也是有差距的，没有达到其认识程度，对于相应的方志馆建设、如何建设，对于我们而言是需要认真借鉴的，不得不承认章学诚不仅最早提出要建立方志机构—志科，而且还是主张建立具有收藏保管职能的方志馆的先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