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委员、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杨伟民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高层论坛演讲中指出，我国空间发展存在“四大结构失衡”。

　　一是经济与人口失衡。具体表现之一是人口向城市集中，户籍制度限制落户，农民工因此一生少工作20年，过早进入劳动力短缺状态。我们四十年的快速发展，只培养了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绝大多数农民并没有进入到中等收入的群体当中，而进入不到这个群体当中，其消费力就是有限的，消费力有限就制约了生产能力扩张。这是一个很重大的问题，不仅涉及空间失衡问题，同时还涉及未来产业发展问题。

　　二是财力与人口失衡。现在各地区人均财富支出差距比较大，与过去相比相差也很大。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生活水平差距是很大的。

　　三是土地与人口失衡。具体表现为城乡之间，人口在向城市集中，但农村建设用地却难以进入城市，带来农村宅基地闲置和城市居住用地短缺；城市之间，一二三线城市土地配置与人口流动配置不合理，一线城市居住用地少，地价过高、房价过高，部分三四线城市人口流出，而居住用地仍在增加。

　　四是经济人口与资源环境失衡。过去按照行政区，而不是按照城市群或者经济区来推动城市化。在这种思路下，城市行政区就会摊大饼，造成功能集中于主城区，开发强度过高，生态空间锐减，污染严重。最主要的问题是会带来人们出行时间的延长。出行时间的延长，意味着人的福利的消失，一天如果2小时、3小时都浪费在路上，既有损人的全面发展，又浪费能源资源、损害生态环境。北京正在搞的“减量发展”，就是在解决这样的问题，使居住地和就业地尽可能近，以减少通勤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