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有效惩治日益复杂、隐蔽的受贿行为，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下称《纪要》）对受贿行为中谋利要件的认定等问题作出了规定。这一规定的出台，对统一执法标准和尺度起到了重要作用。《纪要》颁布后，办案中出现了一些没有全面理解《纪要》规定内涵，以偏概全的问题，如认为只要有承诺就可以认定受贿行为谋利要件具备等。这类观点是不正确的，应对以承诺认定谋利要件存有的不少争议和问题，作进一步研究。

　　关于受贿行为谋利要件的基本规定

　　除索贿外，受贿行为的谋利要件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根据《纪要》的规定，“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包括三种情形，一是利用本人负责或承办某项公共事务的职权，二是利用有隶属关系的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职权，三是利用有制约关系的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职权。“为他人谋取利益”也包括三种情形，一是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二是具体实施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三是实现了为他人谋取利益的结果。认定谋利要件，既要具备“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中的一种情形，也要具备“为他人谋取利益”的一种情形，缺一不可。

　　《纪要》规定，“根据他人提出的具体请托事项，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就具备了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要件”。据此，国家工作人员作出承诺，仅仅具备了“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要件，而没有具备“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要件。如果国家工作人员是利用私人关系作出的承诺，则显然不能认为谋利要件具备。例如，某政府机关普通干部甲向私营企业主乙承诺，将请其姐夫某市副市长为乙谋利。由于甲的承诺不是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作出的，因此尽管其有承诺，也不能认为具备了受贿行为的谋利要件。

　　对“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作出的承诺需作区分

　　在“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三种情形中，前两种情形下，即利用本人职权或利用有隶属关系的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职权，作出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承诺，一般可视为受贿行为谋利要件具备。在这两种情形下，国家工作人员所作承诺均可视为对本人职权的行使，承诺属于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取利益的一个阶段。因此，只要国家工作人员作出承诺，就具备了受贿行为的谋利要件。但在认定中需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调查中不宜只查承诺，仅根据双方交代和证言定案。例如，某私营企业主为承揽工程，找某省银行副行长帮忙，该副行长向有制约关系的某市副市长打招呼，某市副市长又向该市建设部门负责人打招呼，最终帮助私营企业主获取了工程。但调查中，办案部门只取银行副行长和私营企业主两人交代和证言，对某市副市长、建设部门负责人的证言、相关项目招投标、合同书证均不调取。对此笔者认为，仅有两人交代和证言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且言词证据具有不确定性，一人翻供就会影响请托、承诺的认定。不调取其他证人证言和书证、物证，也不能证实该建设项目等基本事实客观存在。因此，将承诺视为具备谋利要件，应属查办案件中的特殊情况，而不应成为常态，更不能作为办案部门对具体谋利行为不作调查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