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高高在上，不受任何约束，这是人治社会的显著特征。在法治社会中，权力应当是谦卑自抑且仰民众鼻息的。这不仅是“权为民所赋”的权力观的本质要求，也是法治国家建设的核心要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面对权力，领导干部应有“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自觉。

　　然而在我国的社会现实中，权力傲慢与权力放纵现象并不鲜见：一些政府部门对待上门办事或反映问题的群众，态度生硬、盛气凌人，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有些领导干部“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不管是作决策还是想问题、干事情，擅权专断，我行我素，听不得不同意见和反对声音，缺乏对民意起码的尊重；还有些领导干部面对公众的质疑和指责，不是耐心解释、坦诚回应，而是推卸责任、百般遮掩。更有个别官员不仅不虚心接受公众批评，反而对敢于直言的人百般刁难，甚至打击报复。凡此种种，折射出的是权力失范状态下公权极度膨胀并凌驾于私权之上的社会现实。

　　手中握着人民赋予的权力，却动辄以公共利益为借口，漠视公众权益和百姓诉求，这种权力变形走样的背后，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在起作用？官本位思想的影响无疑首当其冲。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人们长期生活在人治的政治环境里，而新中国成立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民主法治建设步履维艰。受过去特权思想和臣民意识熏陶，“有权就有一切”的观念极为流行，敬官畏官的社会心理普遍存在，这就为权力的任性和嚣张提供了滋生蔓延的土壤。其二是监督制约机制的长期缺失。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在行政权力运行的诸环节中，常常只注重权力的授予和行使，却忽视对权力授予和行使的监督，从而导致权力蛮横和权力放纵。这种公共权力失控下的为所欲为、骄纵狂妄，是一种“强权就是公理”的野蛮逻辑，对社会具有强大的杀伤力。它挤压公民权利的存在空间，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以及公信力，长此以往必将动摇和削弱依法治国、依法执政的根基。只有让权力回归谦卑自抑的应然状态，才能营造和谐互动的干群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