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大年三十前一天，来华游学的法国青年小奥遭遇不幸，在生命中的最后几天里，专程从法国赶来的小奥父母替儿子做出捐献器官决定。法国人的习惯是，一个人如果生前没有通过任何形式表达过拒绝捐献的意愿，则可以视为同意死后捐献器官，尤其是有直系亲属做主的情况下。笔者由此想起在美国的经历。

　　我也曾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参加纽约州驾驶执照考试，竟然一次就通过了。当我拿到驾驶执照时开心大笑：在美国考驾照居然如此容易。但是驾照背后一个表格让我纠结，那就是一个器官移植的签名表，上面写着：“一旦我去世，自愿捐献器官”。表格下面还有一个选项，可以选择捐献全部，也可以选择捐献部分。一个信用卡大小的驾照竟然写了这么多内容，全部是捐赠。

　　看过表后我犹豫过，没有在上面签字，之后为这种默默无闻的奉献做法而纠结。我吃惊美国人这么直截了当，因为在此之前从没有看到过任何一个国家驾照这样写过。不过，你不得不承认，在驾照后面签字是遗体器官捐赠的最好方式，因为这个东西随身携带，而驾车又是一个有风险的行为。一旦出事，医院凭借这个签名驾照就可以动手切割逝者器官而无须背负法律责任。如果每个人这样做的话，社会上的供体就会大量增多，被挽救的生命也会大量增多。如果是现在，这个字我愿意签了，因为受到了太多的感动。

　　安利创始人狄维士在71岁高龄时获得器官捐助、被移植了一颗健康女人的心脏，令人惊奇的是他在手术后还有机会见到活着的捐赠者。那是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的伦敦，捐赠者是因为肺不好需要移植，幸运获得同一人捐赠的心和肺两个器官，而心肺最好相匹配，她的心脏与捐赠者的肺不完全匹配，于是便腾出自己的心脏捐赠给了狄维士。这两个手术同时在一家医院进行，所以这颗心脏只离开那位同样在做移植手术、活着的女士身体20分钟就移植到狄维士体内，女性心脏维持了他这位老年男性之后17年之久的正常生活。

　　狄维士在手术后和这位女士在同一处病房走廊中偶遇，惊讶地听到后者说：“嗨，你的心脏是我捐的！”于是双方热情拥抱祝贺重新获得新生。那位女士一生梦想是成为一名歌手灌制唱片，而狄维士后来在回忆录中说自己有这个能力，也有这种意愿帮助她，但是这位乐观的女士并未开口，直到默默去世。感恩的狄维士则将生意场上赚来的钱回馈社会，经常捐款给慈善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