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中国浮躁跳跃的年代，生活就像戏剧，而戏剧却往往赶不上生活的复杂诡异。如这部名为《归途列车》的长篇纪录片，剧情的铺陈展开，平行蒙太奇的运用，台词的若有所指，激烈的冲突，似乎其背后总有一个脚本般，但是谁有能说，这里的种种情景、冲突，不在每日真实上演。

　　关于春运，有太多的话题供我们言说：交通的问题，中国人的回家情节，还有在春运这个特殊环境下展现的人性。本片导演范立欣把镜头对准在广州打工的四川农民工老张夫妇。他整整跟踪拍摄了他们三年，经历了三个春运，其中包括08年因雪灾而使60万人滞留广州火车站的那次。16年前，张昌华和陈素琴夫妇俩跟随打工潮，离乡背井去往广州打工。他们每年只是在春节时回一次家，见到他们的老母以及一双儿女。春运对于他们，是一个连接城市与家乡，自己与孩子的旅程，故土的身份认同和家庭的情感联系依靠其联系。其实这部片子中，春运只是一个契机、切入点，它所讲述的是一个中国农民工的家庭的故事，反映的却是无数个像老张这样的家庭在外出打工潮冲击下情感的撕裂。对于老张夫妇而言，他们外出打工唯一的目的就是能够用辛苦赚来的微薄收入抚育他们留在家乡的一双子女，使孩子们能读书有朝一日离开农村去城市生活，而不需像他们般受苦。然而，由于他们常年在外打工，无暇顾家，与孩子的情感日渐疏离，日渐成年的女儿张琴却选择了退学离家，成为新一代的外出打工妹，从广州的服装厂到深圳的夜店，女儿的一次次选择刺痛了父母的心。作为一部纪录片，也可作为社会学的案例，折射了中国农民工的艰难历程，也是中国现代化之痛。

　　我们在谈论农民工对中国经济做出的贡献和所付出的代价的时候，我们平时最多谈论的是他们恶劣的工作环境、漫长的工作时间、微薄的收入以及他们的汗水、泪水与血水。富士康的跳楼事件，大家的主要反思对象也是富士康压抑的工作制度与不合理的收入分配结构。其实中国农民工及其家庭还付出沉重的情感代价。打工者在外，与子女接触稀少，由此产生的情感危机不仅容易产生家庭的悲剧，也是社会的潜在不稳定因素。片中老张夫妇一年只能见子女一次，平时的打电话也只是谈孩子成绩的事情，自己也承认，想孩子但真是见到了，却又没什么话可说，相对落后的文化程度也令他们欲言又止。最终，女儿张琴违拗了父母的期望，放弃了读书，再次走上父母相同的道路。父母期待和孩子选择之间的落差，酿成了最后父女的强烈肢体冲突。老张家的情况不是个案，而是具有极大的普遍性。即使是打工者将孩子带在身边，但是由于工作繁忙，又有多少时间能力与孩子沟通交流教育管束？这种情感空洞无论对父母还是孩子都是一种伤害。而这种或曰散养或曰放任下成长起来一代人所蕴含的未知性，也是社会决不能忽视的。

　　片中，张琴最后也去了广东打工，但是终究与她的父亲不同，新一代的打工者与他们父辈相比，吃苦的精神有所退化——张琴对工厂食堂的饭菜已无法下咽；对物质生活的追求更多一点——从张琴的服饰头发中可以感受的到。他们开始更加享受城市生活，而与乡村渐行渐远。那么老张夫妇呢？真的就能再次回到乡村。片子的最后，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老张夫妇踏上了回家的列车，但是对于已经在城市生活了16年的人来说，乡村已经是遥远的存在了。现实告诉我们，当年金融危机，大量农民工被迫回乡，当地政府发给他们农具，却发现他们已是不知稼穑的人了。一旦经济好转，回到城市是他们必然的选择。

　　近十年来我们将农民工进城打工不仅是看做解决劳动力过剩，提高农民收入的手段，还是促进中国农村城镇化，社会整体现代化的渠道。但是农民工在这个过程中却遭遇了身份危机与情感危机：他们的身份徘徊于农民与工人之间，他们的认同处于乡村与城市的两难，乡村已回不去，城市却又对他们另眼相看。原来基于乡村社会情感纽带已经瓦解，城市的生活秩序尚未构建成功。这并不是一列开往春天的归途列车所能弥合的。其中的困顿与彷徨，人生选择的来回转折，只有当事人能够体会。或者这是进步与变革的代价，但是这么说，是不是又太不近人情。

　　导演范立欣旅居加拿大，他将这部纪录片献给了中国1.3亿农民工和他们的家庭(现在远不止）。该片曾获荷兰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最佳纪录长片奖，2010年洛杉矶影评人协会最佳纪录片奖和美国金番茄大奖、加拿大基尼电影节大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