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55年到周总理身边工作的，1965年起担任邓颖超大姐的秘书，在他们身边一共工作了37年。37年间，我和他们朝夕相处，亲眼看见、亲身感受到周总理和邓大姐在守纪律、讲规矩方面的表率作用。

　　周总理平时和邓大姐聊天范围很广，从一般老百姓关心的国家大事、书画戏剧到熟人朋友，家常话题无不涉及。但却从不会谈到一些没公开的机密事件，尤其是那些周总理认为邓大姐不该知道的事情。很多重要的事情，周总理可以和有关秘书谈，但是却绝不会对邓大姐说。

　　记得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时，周总理交代主管项目的负责同志说：这次试验，参加的全体技术工程人员要注意绝对保守国家机密，试验的种种情况不能告诉其他任何人，包括自己的亲属和亲友。这是纪律。周总理还当即表态说：“邓颖超同志是我的爱人，中央委员，但这件事同她的工作没关系，我也没有必要对她说。”后来，我有一次和邓大姐又聊起这件事，说周总理的纪律观念真强，并且总是能够带头遵守纪律。邓大姐说：“嗨，那算什么，当年南昌起义时生离死别，他走前都没跟我露一个字。”后来邓大姐看了国民党的报纸，才知道发生了南昌起义。邓大姐对我说：“恩来同志当然知道这次行动的性质，在那样的白色恐怖岁月里，每次生离都意味着可能就是死别呀。但是党的纪律不允许他透露一点信息，他就严格按照党的纪律的要求，一个字都不透露。”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有很多人来看望邓大姐，谈到一些事情，邓大姐很吃惊地说：不知道啊。对方也很吃惊，问邓大姐：周总理知道的事，你怎么能不知道呢？邓大姐说：不要以为恩来同志知道的事情我都知道，不该我知道的事情，他是从来不说的。

　　我曾经问过邓大姐，为什么你们能做得这么好？她说：“作为党员，恩来同志和我始终遵守着党的教导：不应该说的事，不要说；不应该问的事，不要问；不应该看的文件，不要看；这是党的利益的需要。”“党的纪律对于每一个党员来说都绝无例外。越是负责的党员，越应该以身作则，越应该自觉遵守纪律。”

　　这就是周总理，他不愧是共产党人中守纪律、讲规矩的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