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党和人民历尽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

　　——摘自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

　　20世纪前半叶，中国经历了半世浮沉。在社会动荡不安、国家陷于危难之际，众多文化工作者选择中国共产党为精神依归，在其专业领域、用其特有的方式拯救国难，为党的事业作出卓越贡献。有这样三位代表，他们或抛弃旧知，追求新学，探索道路；或表演塑造，寄意于戏，以示丹心；或挥毫泼墨，文以载道，以文化人。他们不惧危险为党工作，在敌人面前彰显民族气节，与党患难与共。他们追求理想的过程和入党的经历，给人以感召和力量。

　　杨度：

　　几经风雨转变信仰

　　从“帝制祸首”到共产党员

　　杨度1875年生于湖南湘潭一个偏僻的乡村，自幼苦读诗书，立志做度量天下之人，1893年考中举人。1895年，杨度会试落榜后回到湖南。1898年，杨度二度赴京参加会试再次败北。惆怅迷惘的同时，他目睹了戊戌维新运动，深受触动，遂弃科举倾新学，以期找到实现治国安邦的新路径。

　　在探求新知的过程中，杨度逐渐认识到中国专制集权制度的弊端，主张实行君主立宪。1905年，杨度应邀为清朝宪政考察组代写报告。按照他所勾勒的宪政蓝图，清政府预备仿行立宪，杨度被起用。于是，一介书生变为朝廷命官，为推行宪政改革奔走呼号。然而，1911年的辛亥革命使他的首个君主立宪梦化成泡影。1913年，袁世凯当选中华民国大总统，聘请杨度为参政院顾问。一向将君主立宪视为“救亡之策、富强之本”的杨度，撰写《君宪救国论》，为袁世凯复辟帝制呐喊。1916年，洪宪帝制覆灭，杨度被视为“帝制祸首”遭到通缉，避难天津租界。而一年后的张勋复辟再次失败，连遭三次打击的杨度终于幡然醒悟，彻底放弃君宪救国迷梦。

　　正当其苦闷之际，五四运动爆发，杨度跟随孙中山进行民主革命，在此过程中结识了中共领袖李大钊，加深了对共产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当李大钊身陷囹圄时，杨度积极营救未果。“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目睹了白色恐怖下大量革命志士惨遭屠害的一出出悲剧，杨度一方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暴之至极为震惊，另一方面又被革命党人视死如归的崇高精神所感动，便下定决心为党的事业倾尽晚年所有心力。为此，他变卖家产，将所得款项用于救助遇难者家属；加入“中国革命互济会”，利用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关系，为党搜集情报，用这种特殊的方式为党的事业做出独特贡献。1929年秋，经潘汉年介绍和周恩来批准，杨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秘密党员。

　　杨度，一个末代王朝的知识分子，本可以享受相对富足的生活，却在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候，冒着杀头的风险，完成了从力主君主立宪到信仰共产主义，从鼓吹帝制的“罪魁祸首”到一名共产党员的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