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著书立说，本就是雅事一桩，正文大功告成，再撰一序言以讲明写作初衷，做一收束，如此方可称之完满。短短一篇序言，内外颇含玄机，另有乾坤。

　　序言又有自序与他序之别。自序乃作者说明著作宗旨、撰写经过、编写体例等，还可就书中之要点与难点，作一简要阐述。他序亦称赠序，多是前辈或同道就该书进行点评、勉励，甚或阐发个人观点。

　　民初最有名的序言，非蔡元培为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所写的莫属。堂堂北大校长为一年纪轻轻的留美博士“站台捧场”，其中因缘颇深。蔡氏执掌北大，急于革新旧北大之官僚气，深知聘请一大批具有革新意识的教师实属必要。蔡氏认为胡适旧学新学皆有造诣，遂延聘入北大执教。只是老辈皆已成名成家，新人却籍籍无名，初来乍到的胡适，虽工作勤奋，为人和蔼，但却并未引来学界之广泛关注。1918年底，胡赴南开演讲，拟顺道拜访前辈梁启超，“甚思假此机会趋谒先生，一以慰平生渴思之怀”，可谓极尽谦恭之态。不过梁似乎对这位胡博士不甚感冒，临到见面当日，突然爽约，径直赴京与徐世昌总统“商讨巴黎和会事宜”。

　　1919年2月，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整理出版，卷首蔡序赫然在列。蔡先是指出研究中国哲学史存在两大难处，一是材料，二是形式，眼下研究“汉学”的人虽还不少，但却没有西洋哲学史的功底。留学生中治哲学的本没有几人，这几人中能兼治“汉学”的更少了。然而胡书兼备了证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和系统的研究四大特长。正是蔡氏为胡鸣锣开道，是书一出，便洛阳纸贵。据说《大纲》刚运到四川，“购者争先，瞬息而罄”。至1930年，《大纲》已累计印刷15版，胡因此名利兼收。

　　1920年，梁启超等人欧游归来，同行的蒋百里将沿途所见所闻所思所感整理成书，题为《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史》，向恩师任公请序。梁欣然应允。只是到落笔时，梁“觉泛泛为一序，无以益其善美，计不如取吾史中类似之时代相印证焉，庶可以校彼我之短长而自淬厉也”。于是其决心从清代学术中寻觅中国文艺复兴之痕迹，孰料“既而下笔不能自休，遂成数万言，篇幅几与原书埒。天下古今，固无此等序文。脱稿后，只得对于蒋书宣告独立矣”。作序者将序言写成了专著《清代学术概论》，后来蒋还不得不倒贴一序言，这在民国学界也算是一件奇事。梁之所以下笔滔滔不绝，除却其文思泉涌外，与胡适之“挑战”大有关联。《概论》自序头一句话，便是梁交代写作初衷，首要动机即“胡适语我：晚清‘今文学运动’，于思想界影响至大，吾子实躬与其役者，宜有以纪之。”今非昔比，已俨然升格为学界领军人物的胡适，他的话之于梁氏，不再是耳旁风，而是“紧箍咒”。有道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为避免“前浪被后浪拍死在沙滩上”，梁必须适时拿出上乘之作，以回应新兴力量。想必著书之意已久蓄任公心中，蒋氏索序终激发梁的写作冲动，否则短短半月内速成此书，似不可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