汹涌而来的难民潮正在欧洲引发一场危机。欧洲各国一直在如何应对方面争论不休，徘徊在接纳与推阻之间。国际舆论关注的焦点主要集中在难民潮对欧洲政治和社会产生的影响上，但也有一些评论指出，西方其实是在自食当年在西亚北非地区鼓动“颜色革命”酿下的苦果。

　　众所周知，中东变局本质上是该地区国家政治和社会转型的一部分，有其自身发展规律和节奏。但西方却在第一时间为之贴上“阿拉伯之春”的“颜色革命”标签，并在背后推波助澜，将这场运动引向所谓“民主对专制”的斗争轨道，最终导致剧烈的政治和社会动荡，不仅给这一地区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和民众生活带来极大冲击，更导致无数普通人死于战乱。

　　仅以叙利亚为例。早在2012年8月3日，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就警告称，由于国际势力在背后支持一方或另一方，“叙利亚危机演变成一场代理人战争的预警，已经变成现实”。而今，叙利亚内战已造成约25万人死亡。叙利亚战前总人口约2000万，现在有一半以上居民已经背井离乡。

　　眼下，西方主导的国际舆论场到处充斥着难民潮给欧洲带来这样那样问题的抱怨。然而，国际社会此刻更应关注的是那些正在经受着痛苦和磨难的西亚北非国家。这些痛苦和磨难很大部分正是拜“颜色革命”所赐。

　　“颜色革命”给地区国家制造了环环相套的苦难。首先，它导致那些实现了政权更替的国家普遍陷入了政治和社会秩序重建的困境。不同部落、宗教派别及各种政治力量之间为争夺政权展开博弈甚至爆发冲突，这已成为这些国家现阶段的主要特征。在部分国家，政治力量之间的博弈出现极端暴力倾向，对国家和地区安全构成极大威胁。埃及在穆巴拉克倒台后，各派围绕支持和反对穆兄会的博弈最后引发了“二次革命”。冲突不仅造成该国社会分裂，而且对地区稳定构成潜在威胁。突尼斯政治变动初期虽然未发生严重暴力事件，但这个国家在革命后的头3年里产生了5届过渡政府，宗教和世俗政治力量忙于政治博弈而疏于国家治理，以至于民怨四起，极端思想回潮。利比亚则在后卡扎菲时代深陷部落和军阀混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