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分别作出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决定，这两个极其重要的决定是紧密相关的，堪称姐妹篇。全面深化改革离不开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保障支持。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发展同样需要法治的保障支持。

　　改革需要发挥立法引领和推动作用

　　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社会改革通常都是通过“变法”来实现的，如中国的“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戊戌变法”等。新中国成立后，废除旧法，制定实行新法，尤其如此。在现代，法的“立、改、废、释”，在任何国家都是一种常态，因为人类社会总是处在不断变化发展中。在中国改革开放新时代，情况就更是如此。

　　在我国，自全国人大宣布在2010年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建成以后，在学术界、舆论界开始形成一种思潮，即认为，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过程中，立法任务已经完成或已不是主要任务，今后我们的主要问题是严格执法和公正司法，即法律的实施问题。事实上，此种认识难免片面。十八届四中全会的《决定》指出：“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必须坚持立法先行，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任务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个领域，改革深度和力度也是空前的。这一改革方案，只有通过立法才能上升为国家意志，加以贯彻实施。改革方案通常比较原则，必须通过立法予以具体化和制度化，使其成为人们可以具体遵守的行为准则，并通过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使其得到严格遵守和在全国范围内得到普遍实施。通过法治保改革、促改革，是现代文明的普遍规律。我们要重视和遵循这一规律，重视社会改革中“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