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末，苏联在经济危机、制度危机、组织危机中轰然解体，两极格局以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为标志终结，世界进入“美国中心”格局。软硬实力的超然地位与近乎无限的扩张空间使美国成为人类历史上影响力最大的超级帝国，但是事实上，自冷战结束以来，在世界霸主的光环背后，美国体会着无以言表的“霸主焦虑”（hegemony anxiety）。

　　霸主焦虑的两个来源

　　美国的焦虑感主要有两个来源。

　　第一个来源是霸权身份给美国带来的巨大责任压力——如何承担“全球治理”？人类历史上出现过无数地区霸权，在一定的文明和民族范围内进行区域治理，比如中国的东亚封贡体系，欧洲的神权认证体系，阿拉伯帝国的政教扩张体系。但是，一方面这些文明国家的经验不适用于主权国家世界；另一方面这些经验涉及的文化、政体、民族多样性有限，并非全球治理模式。换言之，人类没有任何一段历史可以为美国提供全球治理经验。反观美国自身，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除了商业往来几乎并不参与欧亚事务，甚至经常出现孤立主义政策（如门罗主义），在殖民地的争夺中也保持着审慎的态度，除美西战争外罕有敌对国家。进入20世纪后，如果德国没有在一战中推行无限制潜艇战，日本没有在二战中偷袭珍珠港，美国是否会尽早加入战争犹未可知。当这样一个年轻国家骤然成为世界霸主，世界每个角落突然全部与之息息相关时，对于美国而言，是一个巨大的心理冲击——它不仅缺乏统筹全球的治理经验，同样缺乏承担责任压力的体验。霸权不仅意味着光荣，更加意味着义务（盟友集体安全、世界经济稳定、全球问题解决、国际政治和平等等），这对美国而言是日重一日的压力。

　　第二个来源与霸权身份为美国带来的巨大利益相关——如何避免霸权丧失？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维持着全球最强大的军力，左右着全球货币流向，主导着几乎所有国际机制与全球议程，美国利益已经和世界利益融为一体，除了与世隔绝且仇视美国的国家和组织外，几乎没有任何国际社会成员希望美国走向崩溃。这一事实中所蕴藏的有形合作与无形预期为美国带来的国家利益是不可胜数的。但是，这也为美国创造了两个巨大困境：一是美国对外界依赖过大。这种过分依赖不是严禁开采国内石油或以政策手段大力保护国内就业可以解决的，美国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主权国家，更是一个世界利益转换器，一旦世界其他地方出现危机，美国很难不被卷入。二是美国无法转换角色。世界霸权的利益属性已经与美国血肉相连，一旦美国不再是霸权国，霸权福利的消失会使美国原有的稳定富足也随之而去。换言之，对美国而言，一方面有空前的霸权福利持续刺激；另一方面丧失霸权等于国家死亡，美国对于霸权被取而代之的担忧是人类历史上任何霸主的担忧都无可比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