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进程对于人类社会是有益的。无论是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还是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都说明以劳动分工、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改进为特征的市场经济能促进经济产出的增长，进而推动人类经济与社会的发展。18—19世纪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发展历程表明，经济全球化促进了分工的扩展、市场规模的扩大。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许多国家对经济全球化都持敌对态度，并对进口商品课以高额关税。比如1930年美国总统胡佛签署的《斯姆特-霍利关税法》，试图以高关税壁垒保护美国市场，但后来被视为导致美国和全球经济大萧条恶化的重要原因。20世纪30年代的全球经济大萧条之后，发达国家发起的关贸总协定（GATT）以及之后成立的世界贸易组织（WTO），就是力图以此消除国际贸易和投资的壁垒，使世界各国彼此间的合作更加紧密。之后，经济全球化有力地促进了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配置以及全球新一轮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

　　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高速发展亦得益于经济全球化。与此同时，中国也对世界经济增长作出了巨大贡献。20世纪70年代末，我们坚定地实行改革开放，勇敢地融入经济全球化。从改革开放之初到现在，我国的出口占世界出口的比重从1.5%增长到了12%以上，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一直保持在30％左右。

　　发达国家也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以人力资本、资金资本流动为例，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非洲每年有两万名左右的人才流入发达国家；全球资本每逢美国、英国等国家债券市场、证券市场、期货市场低迷时就大幅回流，为发达国家酝酿下一轮产业结构调整提供了巨额资金支持。美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保持着低通胀与低失业并存条件下的经济增长势头，也无疑得益于经济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的确也出现了一些负面情况，但这不是对经济全球化的否定，而是对全球经济治理提出了新的方向。当下，新自由主义为全球经济治理提供的方案日益显现出局限性。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无视发展中国家的资源禀赋状况、产业结构状况等客观投资环境，提出了完全私有化的要求，完全排斥国家干预，提倡所谓的制度框架下的经济自由化，事实证明这是谋求资本收益最大化的制度安排，“华盛顿共识”就是典型代表。被“华盛顿共识”治疗的国家感受到的是飞燕式资本的掠夺而不是财富的增长。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影响下，一些企业在国际经济活动中的行为偏离了为人类谋福利的方向。比如，目前全球的谷物贸易主要由少数几家发达国家的企业垄断，这些公司控制着全球谷物市场交易规则的制定，使得贫穷国家的农业资源被无情掠夺。

　　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分工的扩展、市场规模的扩大，促成了更多极的全球经济格局。从经济规模看，美国已经从20世纪中叶GDP总量占世界的将近50%下降到当前的20%。而过去30多年，中国GDP总量占世界的比重从5%上升到了13%以上。中国经济的崛起成为近100年以来世界经济格局变化的最重大事件。当今世界200多个国家（地区）中，只有60多个进入到工业社会，将近80%的世界人口还处在农业社会，他们正期待着经济全球化为其带来富足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