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所涉及的都是对于民众而言至关重要的权益，从财产、政治权利、自由直至生命，因此，一方面，刑事法治的任何变动对于民众乃至社会而言都具有高度的震动性，将对其生活秩序产生重大影响；另一方面，刑事法治的任何变动又具有高度的敏感性。由此，我们通常将刑事法治称为人权保障的测震仪，这意味着刑事法治在人权保障中处于极为核心的地位。讨论人权保障的进步，就必定要涉及刑事法治领域的进步。某种意义上，一个法律体系中刑事法治的水准反映、代表了这一国家的人权保障水准，刑事法治的水准是人权保障水平的重要指标。

　　刑法是法益保护法，意味着刑法应当尽可能保护普通公民的合法利益以及社会共同体的普遍福祉，刑事立法应当准确及时地回应民众的法益保护期待，制定更为科学合理的刑法规范。因此，在社会转型、公共风险日益加大、新生权利不断增加并因此使法益保护范围呈现日益扩大、细分的背景下，刑事立法应尽可能遵循谦抑原则并不断地活性化，表现出更为积极主动的干预态度，这恰恰体现了刑事立法对于法益保护的根本作用，并因此在最为根本的意义上实现了人权的保障机能。刑法修正案（九）加重对拐卖妇女儿童收买方的刑罚，将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的行为一律纳入刑事责任追究范围，并明确规定虐待被监护、看护的未成年人、老年人、患病的人、残疾人，情节恶劣的，成立虐待被监护人、看护人罪，充分说明了刑法对于弱势群体的特殊保护，尤其是后者，在当前爆发多个虐童案件的情况下，这一规定充分发挥了对于未成年人人权的重要保障意义。另外，在当前网络犯罪大量发生的背景下，刑法修正案（九）同时增设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等等，同样有助于保护民众的财产权、隐私权等各项权益。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进一步提倡人道观念，重视对个人生命价值的维护，约束公权力对公民权利进行违法或者违背比例原则的侵害，保证人民享有更加充分的权利和自由。通过刑法修订，取消9个死刑罪名，在另一意义上意味着国家对于公民生命权的高度重视，意味着死刑只应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通过立法的死刑罪名减少向司法发出明确的信号，从而为进一步限制死刑奠定坚实基础。虽然并非属于刑事法治领域，但与刑事法治密切相关的是，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废止有关劳动教养法律规定的决定》废除了创立近60年的劳动教养制度。劳动教养制度固然对维护治安秩序、确保社会稳定、教育挽救违法人员发挥过历史性的作用，但将其废除不仅仅意味着我们坚决贯彻立法法第九条有关对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必须由法律加以制定这一规定，更明确地表明社会管理要遵循法治思维、法治方式，意味着人权保障观念的进一步明晰，意味着依法治国方略的贯彻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