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要点：

　　■宪法作为“根本大法”“母法”，是包括基本法在内的一切法律的“根”和“源”，在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在内的全国范围内具有最高效力和权威。根据宪法而制定的基本法，其一切效力和权威都来源于宪法。

　　■在落实“一国两制”的过程中，必须正确认识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律地位和权力来源，不能借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来排斥、对抗和侵蚀中央全面管治权，更不能危害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大背景下，已经回到祖国怀抱的香港，进一步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积极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有助于当前探索发展新方向、寻找发展新动力、开拓发展新空间。

　　■中央政府与特别行政区政府的关系也就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在“一国两制”之下，中央政府对特别行政区政府的领导方式有别于对内地省、区、市政府的领导方式。特别是对于基本法规定的属于特别行政区自治范围内的事务，中央从不干预。但中央政府依法行使对特别行政区的权力必须得到尊重和保障，中央政府依法作出的有关决策部署必须在特别行政区政府得到贯彻落实。

　　■按照宪法和基本法的规定，内地同胞不仅要拥护国家主体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也要尊重香港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同样，香港同胞不仅要维护香港自身实行的资本主义制度，也要尊重国家主体实行的社会主义制度。

　　■“一国”是“两制”存在的根本前提，没有“一国”就没有“两制”。“一国两制”的初心，首先是实现国家统一的“一国”，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因此，“一国”不仅意味着背靠祖国的机遇和优势，也意味着维护“一国”的责任和义务。

　　党的十九大报告将“坚持‘一国两制’和推进祖国统一”列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条基本方略，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十六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党在新形势下治国理政面临的崭新课题”，十七大进一步表述为“重大课题”，到十八大指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实行“一国两制”和中央对香港、澳门各项方针政策的“根本宗旨”，再到十九大报告将坚持“一国两制”上升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条基本方略，这一不断递进的历史脉络，反映出我们党对“一国两制”规律性认识的不断深化，也确立了“一国两制”事业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新的定位。

　　一

　　党的十九大报告对“一国两制”的新定位深刻揭示了香港“一国两制”实践之于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的重大意义。

　　确立这一新定位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作为直辖于中央政府的一个特别行政区，香港从回归之日起，重新纳入国家治理体系。”我国是单一制国家，虽然“一国两制”赋予香港高度自治权，但并没有改变我国单一制的国家结构，香港始终是直辖于中央政府的一个地方行政区域。“一国两制”的最早提出是为了解决历史遗留的台湾、香港、澳门问题，它在香港回归过程中主要体现为国家统一的理论与实践，香港回归祖国后，随着由宪法和基本法所规定的特别行政区制度的确立和运行，“一国两制”在香港就已转变为国家治理的理论与实践。我们党也从单一社会主义制度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发展成为国家主体实行社会主义、局部地区保留资本主义的“一国两制”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所以，“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理应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包含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之中。这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我们既要把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地建设好，也要把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香港建设好”的要求是相一致的。确立“一国两制”新定位，对我们党不断提升治国理政能力，对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战略意义。

　　确立这一新定位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然要求。香港在国家发展进程中一直扮演着独特而重要的角色。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香港为国家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回归祖国后，香港更走上了与祖国内地优势互补、共同发展、永不分离的宽广道路。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香港不应也不会缺席。作为世界重要金融中心和著名自由港，香港拥有高度市场化、法治化、专业化、国际化的先发优势，被公认为是人流、物流、服务流、资金流、资讯流等“五流”最融通的地区，各类要素市场均有足够深度和广度，连续多年在全球营商环境排名中位列第一，可以充分利用“一国两制”特殊条件，发挥香港所长，对接国家所需，担负起国家重大战略首要境外推进平台、全球创新要素集聚平台、对外交流参与和传播平台、国家软实力提升和展示平台等重要功能。确立“一国两制”新定位，有利于香港更好找准自己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新定位、新角色，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