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强化基础研究，实现前瞻性基础研究、引领性原创成果重大突破。加强应用基础研究，拓展实施国家重大科技项目，突出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如何进一步加强基础研究，使其转化为原始创新能力？为此，我们不仅要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投入，还要建立相互配套的法律、政策体系，努力营造有利于基础研究的法治、政策和文化环境。同时要优化基础研究支出结构，改进评价机制和科研成果管理体制，注意发挥好企业的作用。多措并举，促进基础研究的转化应用。

　　《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明确了我国建成世界科技创新强国“三步走”的战略目标。建成世界科技创新强国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拥有一批世界一流的科研机构、研究型大学和创新型企业，涌现出一批重大原创性科学成果和国际顶尖水平的科学大师，成为全球高端人才创新创业的重要聚集地”，依靠科技进步和全面创新提高劳动生产率、社会生产力和经济发展质量。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强化基础研究，实现前瞻性基础研究、引领性原创成果重大突破。加强应用基础研究，拓展实施国家重大科技项目，突出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新形势下，如何加强基础研究，并使其更好转化为原始创新能力，更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成为当前需要研究的课题。

　　目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科技发展也进入由量的增长向质的提升阶段，技术创新能力正在从以跟跑为主转向跟跑、并跑和领跑并存。但与世界主要科技大国相比，我国的基础研究投入强度偏低，投入来源单一，缺乏具有影响力的科学成果，原始创新能力薄弱，技术供给难以满足企业对前沿技术创新的需求。对此，我们迫切需要进一步加强基础研究，进而提高我国的原始创新能力。

　　基础研究是应用研究和重大创新的源头。从理论上来看，完整的创新链就是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到技术开发和产业化应用、规模化发展的全过程。还要看到，基础研究成果是公共品，具有更广泛的扩散效应和放大作用。实践证明，以科学发现为导向的基础研究是重大的、经济效益高的技术创新不可或缺的基础。尽管基础研究不提供新产品、新工艺和解决技术问题的具体方案，但基础研究向社会提供了新知识、新原理、新方法，其效益不只限于某一领域的应用研究和产品开发，更重要的是，基础研究能以不可预知的方式催生新的产业生态系统。

　　具体来看，发展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需要建立相互配套的法律、政策体系和分工明确的科研体系，以及促进基础研究转化为原始创新能力的体制机制。需在加大基础研究投入的同时，进一步营造有利于强化基础研究的法治、政策和文化环境。

　　一是优化基础研究的支出结构，完善选题机制，提高基础研究的质量。要形成高水平的原始创新能力，就必须提高基础研究的质量。与发达的创新型国家相比，我国基础研究支出强度较低，真正具有引领作用的成果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