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2016年期间，中国实际国民总收入年均增长9.6%，是同期世界上最快、持续时间最长的增长速度。这个时期，中国的城市化速度也是世界上最快的，城市化率从17.9%提高到56.8%，每年以3.08%的速度提高，不仅远快于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0.33%）和低收入国家平均水平（1.39%），也明显快于处于类似人口转变阶段国家的平均水平（1.75%），以及处于相同经济发展阶段的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平均水平（1.65%）。这个时期中国对世界城市人口增量的贡献为25.6%。

　　过去40年中国快速城市化的进程中，人口从农村向城市的迁移、劳动力从农业到非农产业的重新配置，这都充分展示了相关改革如何消除阻碍生产要素流动和重新配置的体制障碍，从而把有利的人口特征转化为高速经济增长、显著结构调整和深刻社会变迁的改革进程。因此，城市化推进的过程及其揭示的体制变革、结构转变、增长贡献和分享效应，可以成为改革开放促进发展、实现分享过程的一个全方位缩影。

　　中国特色城市化的特征化事实

　　经济发展由总量增长和结构变化构成。增长的一个重要源泉是生产率，核心是配置效率。所以，促进要素特别是劳动力流动，是发展的关键，也是城市化的核心。改革是为了改变抑制发展的机制，以及消除阻碍资源合理配置的体制障碍，后者集中表现在对要素退出、流动和进入的阻碍上。根据这一逻辑，可以概括出中国特色城市化（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中国改革过程）的三个特征化事实。

　　事实一：农业激励制度的改变使农业生产率得到改善是劳动力退出低生产率产业的前提。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按照人口和劳动力数量把土地承包到户，规定必须完成的农业税、统购数量和集体提留，增产部分完全归农户所有并自由支配。这种激励机制的变化极大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农业增加值和粮食单产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从1975—1980年的0.9%和3.1%，提高到1980—1984年的9.9%和7.2%。

　　从这一步改革与后来发展过程之间的联系，可以看到一个重要事实：激励改善导致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创造了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市转移的必要条件；而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所必然导致的对人民公社的废除，是劳动力转移的第一个体制突破。由于中国的改革与发展是互相促进的，市场导向的经济体制转型又与二元经济发展交织在一起，这个劳动力转移不仅是突破体制束缚的表现，还是消化农业剩余劳动力的现象，从而是资源重新配置过程的开端。

　　事实二：经济增长和非农就业扩大促进劳动力在城乡、地区和产业间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