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全球治理是世界性难题。西方全球治理失败的原因在于其提供的全球治理方案是建立在新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生态价值观基础上的,这种方案的特点就是以邻为壑、零和博弈、损人利己。习近平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基于全球问题共同治理的迫切需要而产生的,这个全球治理方案的目的就是要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努力实现整个世界的共赢共享。而要认同和践行习近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治理中国方案,就必须努力将旨在追求人类整体的、长远的、充满“人与自然”和“人与社会”双重和谐的共同利益的生态集体主义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基础。

　　【关键字】全球治理；人类命运共同体；生态集体主义

　　【作者简介】耿步健，教授，法学博士，从事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伦理学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沈丹丹，硕士研究生，从事习近平生态伦理思想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球治理;人类命运共同体;生态集体主义。

　　当前，世界经济的滞涨甚至倒退，使得一些最先倡导全球化的国家在全球治理中扮演着极不光彩的损人利己的角色，造成了国际社会日益严重的贫富分化和社会矛盾，不少国家内部爆发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内战，甚至还发生了“黑天鹅事件”等其他难以预测的情况。特别是西方国家之间零和博弈所造成的地区冲突、环境问题、国际难民等，进一步加重了国家治理和世界治理的难度。以上问题也充分说明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治理缺少价值共识及基本遵循，同时也证明西方新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生态价值观存在严重的伦理悖论。要解决全球面临的共同问题，急需世界各国人民广泛认同并践行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而要使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广泛认同和践行，就需要将融自然伦理与社会伦理于一体的生态集体主义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基础。

　　一、西方全球治理失败表明新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生态价值观存在严重的伦理悖论

　　《社会科学报》第１５６４期刊登的文章《挺过全球“过渡时期”的严冬》，引发了人们的深刻思考：全球治理失败的教训，能使世界挺过“过渡时期”的严冬吗？文章称“特朗普击败希拉里、英国脱欧以及奥朗德和伦齐的失败等事件全都发生在２０１６年，它们标志着被新自由主义所改造的资本主义国家体系危机进入了一个新阶段”［１］。文章还称“哪怕一项由特朗普和特雷莎·梅所设想的后全球主义者的、新保护主义的政策，也将无法完全保证稳定的经济增长、更多和更好的高质量就业、公私债务的去杠杆化，或者对美元和欧元的信任”［１］。其实谁都知道，当代资本主义国家所发生的种种危机，都与其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以及由个人主义为主导的生态价值观所造成的对自然资源环境无节制的掠夺破坏有着密切的联系。就生态环境治理而言，有人认为现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生态环境很好，但也许他们并不知道这些国家没有尽到自己的生态国际责任，为了本国美丽的生态环境而将污染型企业或垃圾转移到其他发展中国家或落后国家，并残酷掠夺这些国家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和自然资源。当然，发展中国家和落后国家引进这些污染型企业或垃圾，最初的目的是为了本国的民族振兴而引进发达国家的技术与管理，发展壮大本国经济，在学习借鉴中逐步提高本国民族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而发达国家制造业的他国转移使得本国的制造业和实体经济出现危机，并由此带来一系列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对此，尽管西方发达国家做了一些努力，但其一切努力的背后都同时存在着追求本国利益和控制他国自然资源的战略需要，因而全球治理和谐、绿色、可持续发展的目的很难达到。

　　众所周知，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９０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资本主义似乎又一次在历史上赢得了“胜利”，这种所谓的“胜利”用法国米歇尔·阿尔贝尔的话来说体现在三条战线上［２］１－２：一是成功地推翻了侵害资本主义机体的国家干预主义；二是在与共产主义的抗争方面不战而胜；三是成功地消灭了所谓的骑在人民头上剥夺人民经济发展希望的“独裁者”。然而这种“胜利”在阿尔贝尔看来只是一种“悖论的胜利”，因为没过多久，资本主义就遭遇了巨大的经济社会危机，人心不稳、社会动荡，充分暴露了资本主义国家治理的无能。在《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一书中，阿尔贝尔列举了美国混乱的国家治理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大城市衰落，两个首府几乎破产；不动产投机导致无力支付房租；休斯顿、华盛顿和洛杉矶等大城市被“打砸抢”和犯罪活动洗劫一空；美国的犯罪率大幅增长；跨国公司被不断收购；几百个储备银行破产等。特别是美国政府越来越多而又无力控制的财政赤字、自由主义所带来的贫富差别的扩大、无政府主义的扩散性“阶级斗争”、随时都有可能发生的恶性枪击案、高社会保障制度带来的工作不积极和高离婚率等，无不说明美国国家治理的窘境与失败［２］１９－２６。正是基于资本主义国家在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方面的无能和无序，美国学者大卫·施韦卡特指出：“发展一种很具体的替代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模式势在必行。这种模式至少应显示出和资本主义一样具有效率，而又更少倾向于资本主义的不稳定性和非理性，在规范的基础上显示出巨大的优越性。”［３］２他在《超越资本主义》这本书中，将资本主义的缺陷概括为不平等、失业、过度工作、贫穷、缺乏民主、生态环境的恶化等，这些缺陷从某种意义上也反映了资本主义国家在全球经济社会治理中存在的问题。那么，为什么资本主义国家在全球治理上总是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呢？归根结底的原因就是资本背后所隐藏的新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生态价值观。

　　自由的价值总体上是值得肯定的，但自由从某种角度来看也存在一定的问题。新自由主义的本质是个人主义，它在强调个人自由的同时，往往会导致人们为了个人利益不惜损害他人利益、公共利益和生态环境，体现在国家利益上就是为了一国之私利，不惜牺牲他国利益和国际生态环境。在全球治理体系中，新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生态价值观的影响，使得传统的国际关系缺少共同的价值追求和信仰，以邻为壑、零和博弈、损人利己的事情层出不穷，甚至也有一些事与愿违、损人不利己的事情。总体而言，新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生态价值观存在以下悖论：一是自由贸易方面，新自由主义宣称自由贸易全球化能够促使各国包括生产者和消费者在内的整体公共福利的提高，但２００８年的一场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导致美国等发达国家就业市场和实体经济的空心化，国内消费需求不足，大量劳动者失业，贫富两极分化；二是自由竞争方面，新自由主义宣称自由竞争是经济发展的原动力，只要积极发挥市场作用，就能够实现社会生产自动均衡，国家只需做好“守夜人”的角色，但此次经济危机证明了自由竞争的结果必然是大量金融寡头出现并左右国家甚至国际经济政治关系；三是自由经营方面，新自由主义宣称每个人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能够通过“看不见的手”实现社会利益的最大化，但经济危机的爆发表明“适应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需要的自由化，本质上仍是资本家对资源环境和劳动力的野蛮掠夺”。正因为如此，西方一些有识之士也对新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生态价值观进行了认真的反思，甚至是批判和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