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当前，我国乡村治理已经取得长足进步，但是也面临着趋于集权化、行政化以及村民参与不充分、决策科学性有效性有待提高等问题与挑战。科技是提高乡村治理效能的重要推动力。为了应对信息日益繁杂、乡村政务逐渐增多等困难，我们必须推进大数据技术嵌入乡村治理，来加强和创新乡村治理。通过树立数据治理理念、建设大数据人才队伍，加强乡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构建乡村治理大数据云平台等方面来夯实乡村大数据嵌入乡村治理的软件、硬件以及技术支撑，以便在乡村治理建立新型数据决策模式，推进乡村治理的现代化转型。

　　[关键词] 乡村治理；大数据技术；现代化转型

　　[作者简介] 赵敬丹（1971-），女，辽宁锦州人，管理学博士，沈阳师范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李志明（1983-）(通讯作者)，男，社会学博士，湖北通城人，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副教授。

　　一、引论：当前乡村治理面临的形势与问题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点。近年来，中央连续出台有关农村问题的“一号文件”，并采取一系列措施诸如实施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战略等来改善乡村治理，我国乡村治理水平、村民生活水平得以不断提升。但是，当前我国乡村治理还面临不少难题，例如，传统的集权化和行政化倾向依然存在，村民对于乡村治理的参与仍然不足，治理决策科学性还有待提高等，具体表现在：

　　一是乡村公共权力结构形态呈现出集权化和行政化倾向。多年来，我国在贴近基层和乡村的公共权力结构——县（市）、乡镇与村级之间权力关系方面形成了“压力型”的行政关系。[1]在这种关系结构中，位于更高一级权力层级的党委政府，依靠人事、财政、决策和具体行政事务等，在传统乡村管理中居于中心地位：在县（区）级党委政府的领导下，乡镇党委政府除了借助其政治权威、行政权力和资源优势直接开展社会管理、提供公共服务外，还具体指导村党支部、村民自治组织开展乡村事务自治管理，而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其他社会主体则被排除在管理体系之外。同时，由于村级组织承载着基层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落地的千头万绪，人员少、经费少，工作量却大得惊人，正所谓“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村干部疲于应付乡镇党委政府安排的各种行政事务。村级组织行政化趋势日益明显，抽不出太多时间组织村民开展自治，也没有太多精力真正用于服务村民。

　　二是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积极性不足。目前，在乡村治理中，与村民日益觉醒的权利意识和参与要求相比，现有的公民参与机制、利益表达机制供给明显不足，村民在乡村治理中的积极性不足、参与率不高。具体来说，在有关村民自治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等“四个民主”中，规范性制度供给以及村民参与呈现出依次递减的特征。由于有正式的程序设计以及乡镇党委政府的直接指导，民主选举的制度化运行程度最高、村民的参与率也相对较高，而在具体村务实际管理中，民主决策和民主管理比民主监督的运行机制要更规范、村民的参与率也要明显更高，在运行制度规范性以及村民参与率处于最末位的民主监督则有被虚化的风险[1]。

　　三是乡村治理决策的科学性、有效性亟待提升。在传统乡村管理中，主要决策模式是乡村干部基于过往管理经验进行决策、辅以少量小样本的农村调研数据来决策。这种基于经验的决策模式，不仅将降低决策的针对性、科学性和有效性，而且难以适应日益纷繁复杂的乡村治理和公共服务的需要。同时，在传统乡村管理中，对于过程中出现的各类问题往往采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事后处置，不仅容易陷入被动、疲于应付的状态，实际治理效能也不高。

　　二、大数据助推乡村治理的范式转变

　　当前，我们正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大数据时代。大数据技术以及基于大数据技术所开展的现代化治理方式，正在被广泛运用于国家治理体系中并深刻改变着国家治理能力的形成路径[2]。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建立健全大数据辅助科学决策和社会治理的机制，推进政府管理和社会治理模式创新，实现政府决策科学化、社会治理精准化、公共服务高效化。”[3]总书记的这一重要论述，为我们指明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技术路径，为运用大数据技术创新乡村治理模式、提升乡村治理现代化能力和水平提供了方向指引。

　　近年来，在大数据语境下探讨乡村治理创新问题逐渐成为学术研究热点。在已有研究中，学者们探究了大数据嵌入乡村治理创新的路径[4][5][6][7][8]、大数据在乡村治理中的应用[9]、大数据环境下智慧农村的推进机制[10]等。笔者拟以大数据嵌入乡村治理创新的作用机理作为切入点，探讨乡村治理中大数据技术应用的现实困境与可行路径。

　　总的来说，大数据在乡村治理领域内的应用，实质上是利用大数据技术对乡村公共事务的相关信息进行采集和批量管理，及时挖掘有效信息，精准预测治理问题，促使乡镇党委政府科学决策，高效回应村民的实际诉求[6]。因此，大数据技术嵌入乡村治理，将全面介入乡村公共事务的需求表达、信息挖掘、协同治理、评价反馈等全流程[11]。具体而言，大数据嵌入乡村治理创新、促进治理范式现代化转型的作用机理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提升治理主体的协同性：从党政主导转向一核多元

　　大数据技术的介入，可以在打破数据壁垒和体制壁垒的基础上，促成一核多元的乡村治理格局：一方面，整合组织、宣传、统战、经济、教育、科技、文化、卫生、医疗、体育、农业、林业、畜牧、商务、水利、环境保护等部门的公共数据资源，并使之与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乡村精英所掌握的数据链接和融合，形成共享的大数据资源；另一方面，不断缩小党委政府与其他各类主体之间的信息差和能力差，增强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乡村精英等参与乡村治理的意识和能力，拓宽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渠道，促使多元主体更加深入地参与并监督乡村公共事务，形成党委领导下的一核多元、协同共治的乡村治理网络，实现治理主体从党政主导到一核多元转变，并使得各个乡村治理主体之间的地位更趋于平等、关系更趋于合作。

　　（二）提升过程决策的科学性：从基于经验转向基于数据

　　大数据技术的介入，将支撑并加快乡村治理决策从基于经验向基于数据的现代化转型。一方面，大数据技术能够快速、高效地收集分散的有关基层民主、农村教育、养老保障、医疗保障、民政事务、人口流动、基础设施建设、公共危机治理、环境监测、扶贫开发以及社会治安等方面的全样本数据，避免传统抽样调查和随机调研中存在的样本量小、数据掌握较为片面等问题，为乡村治理决策提供数据支撑；另一方面，大数据技术能够对收集的全样本数据进行快速、高效的相关性分析，得到处理结果和价值信息，挖掘数据及背后事物之间的内在关系，从而探明乡村公共事务背后的客观规律，为乡村治理决策提供技术支撑。

　　（三）提升问题应对的有效性：从事后治理转向源头治理

　　大数据技术具有“预测”功能，可发现数据变化映射出的社会事实趋向，帮助乡村治理从被动的事后应对转变到主动的事前防控和事中处置，实现乡村治理的关口前移以及动态管理：

　　一方面，通过数据分析，及时掌握农民对乡村治理的真实需求，为各个治理主体的精准治理和精准服务提供科学指引，甚至能够根据服务对象的不同提供个性化、针对性服务，从源头上减少矛盾纠纷的产生；另一方面，通过数据分析，提前研判和发现乡村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和隐患以及未来可能兑现的各种治理风险，帮助各个治理主体针对性地制定防范和化解方案，在事前将矛盾纠纷扼杀在萌芽状态，在事中也能够按照既定处置预案调配资源从容应对、迅速将矛盾纠纷的破坏性降至最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