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关于改革的话题再度引发社会各界广泛关注。40年来，改革的红利惠及千家万户，可以说人人都是改革的获益者。综合考量各方面的发展变化，40年改革开放的辉煌成就凝练成一句话就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时代的话语体系里包括了由于社会生产力高速发展所带来的人民物质生活条件的极大改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自信的彰显；国家治理体系更加完备、治理能力大幅提升等多个方面。在对改革成果感慨之余，对改革宝贵经验的认识是问题的焦点。2018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广东考察时强调：“总结好改革开放经验和启示，不仅是对40年艰辛探索和实践的最好庆祝，而且能为新时代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提供强大动力。”

　　一、全面改革何以可能

　　40年改革开放的辉煌历程处处彰显了执政党的智慧和担当，所取得的改革经验弥足珍贵。其中，需要重点关注的一条经验即是在改革之初走出了一条全面改革的道路。党的十八大胜利闭幕后，习近平总书记首次外出调研时强调：“我们的改革历来是全面改革，‘在某些方面、某个时期，快一点、慢一点是有的，但总体上不存在中国改革哪些方面改了，哪些方面没有改’”，“不能笼统地说中国改革在某个方面滞后”。2018年12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全面总结了40年改革开放进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等领域的重大成就。对改革全面性的认识要建立在完整总结回顾40年改革开放辉煌历程的基础上。以重大体制机制变革为考量依据，一般把1978年12月至党的十四大之前的改革称之为第一阶段改革；党的十四大到十八大期间的改革称之为第二阶段改革；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改革称之为第三阶段改革。改革的第一阶段是探索阶段、第二阶段是制度建设阶段、第三阶段是全面深化改革阶段。很明显，对于改革全面性的解释不仅仅局限于第三阶段，还包括前两个阶段，是40年一以贯之的全面改革。这里的全面改革有三层含义：一是横向上改革对各领域都有所关涉；二是纵向上改革从中央到地方各层级全面展开；三是各子领域的改革本身也是全面系统的改革。虽然较早前学界对中国改革方法的选择进行了相对系统的总结，尤其是对“中国模式”的解读中也曾试图透视这一问题，但综合来看，关于这一问题的认知仍多有遗憾。相对而言，由于横向领域改革的全面性是重中之重，本文将尝试从这一维度予以解题。

　　对全面改革系统性认识可以从两个维度来分析。一是理论维度。首先，改革从某种角度而言是对人的主体性的一次回归，而人的主体能力建设的基础是各方面需求的满足。在物质需求满足后，对于精神文化需求、政治民主需求、社会公平需求和美好生态环境需求都会相继表达出来，这会直接倒逼改革者整体推进各领域改革。其次，从系统论角度看，各改革领域之间本身存在着高度的关联性。市场经济是一个神奇的魔法师，市场创造巨量社会财富的同时，成功解构了中国的单位制社会，孕育产生了一个相对独立的现代社会，在此基础上，国家——社会关系予以重塑。市场主体、社会主体的不断成长壮大，不但成为政府治理的必要补充，还直接加速了政府改革的步伐。比如，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从表面看属于经济领域的财税体制改革，但实际上是公共资源在公权力体系内部如何分配的问题，而且这项改革直接引发了中央-地方关系、政府治理模式等方面的深刻变化。二是实践维度。具体来看，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中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可见，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将改革定位为一次全方位、多领域、多层次的改革。作为一场广泛深刻的社会变革，改革涉及领域广泛，任务繁重，也只有全面改革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体制才能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扫除体制机制障碍。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也带动了其他领域的改革。换言之，经济体制改革是源动力，其他领域改革起到支撑和保障经济体制改革成果的重要作用。

　　需要强调的是，全面改革并非意味着各领域、各层级改革改革是亦步亦趋进行的，就改革进度而言，在第一、第二阶段的确存在进度失衡问题。其缘由是，一方面，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领域具有自身相对独特的性质，改革方法不可以混用，这就决定了改革可以分领域进行设计和实施。另一方面，任何社会问题又是一个由隐性到显性逐步凸显的过程，改革可以分阶段、分步骤予以实施。更重要的是，改革初期，限于当时国内经济形势极为严峻，亟需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国情，加之我们党对改革的规律性认识尚不深刻，不可能提出完整的总体性改革部署。改革必须要着眼于解决最紧迫的问题为突破口，并已某一方面的改革成果来提振全党全社会的改革信心。因此，这一时期经济领域改革是主体性改革，其他领域改革（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是辅助性改革，经济领域改革适度超前，其他领域改革相对滞后。这种独创性的改革方法论设计的背后折射出的逻辑理路改革模式选择的自主性，恰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不断推进改革，是为了推动党和人民事业更好发展，而不是为了迎合某些人的‘掌声’，不能把西方的理论、观点生搬硬套在自己身上。要从我国国情出发、从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出发，有领导有步骤推进改革，始终坚持改革开放正确方向”。但综合而言，在我们所进行的全面改革中，尽管各领域改革的进度、成果、特性各有不同，但无论是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还是文化体制改革、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和生态体制改革的成果都是有目共睹，而且每个领域都有比较清晰的改革目标，甚至可以说第一、第二阶段的改革已经初步具备了“五位一体”布局的雏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