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通过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根本原则，奠定了新型人民军队的基础，红军在长征中所展示的坚定信仰、实事求是、独立自主、艰苦奋斗的精神风貌，实际上成为重塑现代中国精神的起点和基点。

　　1935年1月，中国共产党在贵州遵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是一次在革命危急关头召开的具有极其重要历史意义的会议。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遵义会议主要是集中全力解决了军事路线上的错误，并在组织上作了某些调整，还不可能解决“左”倾冒险主义在政治上和其他方面的错误。但是，它的作用和影响却远远超过这两个方面。

　　遵义会议前后行军路线的调整，特别是北上抗日方针及其之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确立，实际上已经开始了政治路线的转变，因而使之成为中国革命摆脱严重危机、从失败走向胜利的新起点。同时，遵义会议对“左”倾错误的批判和毛泽东领导地位的确认，本身就是对毛泽东所代表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确方向的肯定，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重大突破的重要标志。遵义会议以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已经起步并取得重要进展，其标志性成果就是“农村包围城市”理论的初步形成。然而，主要是由于“左”倾教条主义者对毛泽东的指责和反对，毛泽东这些正确思想的指导作用受到限制，他所代表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确方向的发展遭受严重阻碍。正是在以遵义会议为伟大转折的历史条件下，毛泽东等党的领导人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及一系列正确反映中国革命客观规律的理论原则，有力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结合，使遵义会议成为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新起点。尤其应当指出的是，遵义会议及其以后红军长征中所展示的革命精神，对于中华民族精神的重塑具有更为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它是我们今天乃至今后都需要加以坚持和弘扬的宝贵财富。

　　中国共产党最伟大的历史成就之一，就是重塑中华民族精神、再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信仰。鸦片战争特别是甲午战争以后，中国在反对外来侵略和寻求救国之路不断失败的双重打击下，民族精神遭受重创。先进的中国人为了寻求民族复兴之路、凝聚民族复兴力量，不断致力于重塑民族精神。但是，所有这些努力，包括孙中山所领导的辛亥革命，以及五四运动前的新文化运动在内，都未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重大问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中华民族有着不屈不挠、生生不息、顽强奋斗的精神。特别是近现代以来，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为了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地位，为了追求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不惜流血牺牲，靠的就是一种信仰，为的就是一个理想。尽管他们也知道，自己追求的理想并不会在自己手中实现，但他们坚信，一代又一代人持续努力，一代又一代人为此做出牺牲，崇高的理想就一定能实现。”重塑中华民族精神，离不开传承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特别是离不开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产生的文化创新成果。“五四”以来，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与中国文化的现代化紧密伴随、相互渗透。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其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为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方法论的指导；而中国文化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化则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提供了丰厚的民族文化底蕴。二者既相互促进、又密切联系，共同推动着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