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儒学发展、佛教传入、道教勃兴，三股思潮在魏晋时期激荡交锋。面对外来文化的冲击，如何坚持文化自信，实现固有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历史为我们留下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

　　儒释道“三教”交锋的形成

　　本土的儒家与道家向来互通有无，即所谓的“儒道互补”，因而有孔子曾向老子问礼的传说。这是后世儒教与道教关系的基础。

　　自西汉武帝霸气地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思想在维护君权神授的专制统治过程中，逐渐被宗教化。东汉末年，儒教逐渐蜕变为荒诞迷信色彩浓重的谶纬之学，遭到王充等人的猛烈抨击，面临信任危机。这时，由先秦老庄、汉代黄老一路走来，以修炼成仙为基本追求的道教勃然而兴。其中，张道陵的五斗米道以及随后张角的太平道，影响愈演愈烈，并点燃了东汉末黄巾大动乱的烽火。

　　尽管儒教人士对民间的道教信仰时有微词，但道教徒们却一厢情愿地支持儒家伦理。魏晋时期，以儒道相调和的面貌出现的玄学实际上偏于道家。即使解释儒家经典，玄学家们依据的也是老庄思想，故也有“新道家”之称。再说，大约在西汉末年，佛教从古印度悄然传入，并潜滋暗长。魏晋时期，佛教徒们因羽翼尚未丰满，也纷纷用老庄思想来解释佛经。就连净土宗始祖、东晋高僧慧远大师也曾引老、庄之义以解说佛经《高僧传》，同时他精通儒学，关心时务，有“政治和尚”之称。时至东晋，儒释道“三教”或经过脱胎换骨，或经过源源不断的输入，均积聚起一定的规模和实力，彼此鼎立格局得以形成。

　　“儒”“佛”的碰撞与磨合

　　佛教传入中国后，首先直接面对的是被奉为正统的儒教。汉末魏初，面对儒生们对佛教发出的“夷狄之术”的攻击，佛教信奉者只能通过强调儒佛一体或不离不弃来回应。牟子撰《理惑论》构设三十七问，表明儒、佛关系如同金与玉、精与魄，指出事佛与行尧舜周孔之道本是一回事；三国时期的僧侣康僧会则提出了“儒佛同一”观，并以佛教的“仁道”附会孟子的“仁政”，把“仁”视为佛的最高境界；东晋人孙绰在《喻道论》中提出“儒即佛、佛即儒”，认为儒、佛在根本旨趣上也是同一的。大致说，“联儒辟道”是当时佛教徒们的生存策略。

　　但这并未避免“儒”“佛”二教的交锋。儒教徒抨击佛教剃须发、不娶妻、不敬养父母等制度有违“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养老送终”等儒教“孝道”；并抨击佛教不理民生、不事王事、不敬王者等出世主义违背了“忠道”，从而攻讦佛教不符合中国国情。佛教徒则力辩佛教于民生、治道有益无害。如东晋高僧慧远《沙门不敬王者论》就说佛教徒是把奉亲敬君置于人生第一，而且在得不到君亲信任时能退而反省，直至觉悟。

　　当时，儒佛交锋还集中表现于“神”的存灭、因果报应等教理上。佛教徒提出了一套“神明成佛”理论，把成佛作为理想目标；而儒教徒则提出“形神相即”“形质神用”“形死神灭”等观点予以回应。晋宋齐梁期间，围绕神灭、神不灭和因果报应等问题的论争旷日持久，并波及后世。

　　“道”“佛”的交锋及其战果

　　由于儒教难以抗衡，佛教注意与其缓和关系，转而与共同“在野”的道教发生激烈交锋。尽管佛道共同提倡“出世”，但道教主张长生久视、肉体成仙，而佛教则宣扬诸行无常、涅槃寂灭，教义自是不同。

　　为了争夺生存空间，两教分别编造谎言，制造谣言挤兑对方。道教徒的杀手锏是强调自己有着汉民族文化优越感的华夏起源，抛出“夷夏之辩”来攻击佛教的“外来户”身份，并时常以“老子化胡说”来贬低佛教。西晋末年，身为祭酒的道教徒王浮与当时贵族出身的僧人帛远展开辩论，但屡辩屡输。无奈之下，他借着当时流传的“老子化胡说”，将《西域传》改头换面，伪造出《老子化胡经》，宣称老子西行转生为释迦佛。道教徒们宣扬的“化胡说”自然立足于“华尊夷卑”观念，仰仗本土文化的优越感拒斥外来的文化价值，甚至强悍地认为夷狄“难于见理”。

　　对此，佛教徒们不甘示弱，以牙还牙，也如法炮制，伪造各种文献，或声称老子转世为佛弟子迦叶，或分派迦叶转生为老子等，来降低道教的身份。为争信徒，佛道二教各自使出浑身解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