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小说发展史上，浙江作家以富于创新的姿态为小说史开出生面。从小说文体尚未确立时期的《越绝书》和《吴越春秋》开始，就表现出与中原文化不同的奇异色彩。东晋干宝的《搜神记》从众多志怪书中脱颖而出，成为古代小说的滥觞之作。唐代传奇中，沈既济的《枕中记》、《任氏传》在志怪中融入现实描写和人生哲思，是志怪向传奇转型的重要作品，而晚唐杜光庭的《虬髯客传》，堪称唐传奇的殿军和侠义小说的开山，“风尘三侠”成为中国武侠的经典形象。宋代小说的繁荣和白话小说的兴起是中国小说史发展的一次关键性转型，浙江无疑是这一转型的重要场域，以杭州为中心的书会才人、书坊主，是白话小说开创期的无名英雄。而明代小说“四大奇书”的作者，虽然尚存很多未解之谜，但罗贯中、施耐庵都极有可能长期生活在杭州。晚明时期话本小说代表作“二拍”、《型世言》等的作者也为浙江人，他们的小说跳出“话古”的窠臼，重在“说今”，表现出深沉的现实关怀和批判意识。而董说的《西游补》则以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和奇崛的构思和恣肆的语言，成为小说传统中的一个“异数”。清初李渔的小说创作则有明确的市场意识，很好发挥了文学的娱乐功能。其他如才子佳人小说的代表作《玉娇梨》、《平山冷燕》也是出自浙人天花藏主人之手。鉴于古代小说地位低下，很多小说作者生平不彰，很多浙江小说家尚有待发掘，但浙江古代小说在小说史上的重要地位，从以上择要介绍中可见一斑。

　　贯穿浙江小说发展的这种创新意识，与浙江文化中求真务实、包容开放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小说的创新源自社会的变迁和思想的发展，作家们立足现实，捕捉时代新变的脉搏，以不拘陈套的艺术突破，为小说史的发展开拓了新的题材领域和表现手法。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党委书记教授 楼含松